材料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经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之风，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和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令人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

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信息生产量巨大和信息传播速度快、获取便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读者毫无抵抗力，因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全部内容，诸如经验、知识、故事、传奇等。而小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只不过是小说家对信息艺术化、个人化处理之后以艺术作品之名进行的传递。那么，在时代与小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落差”，当读者在自媒体的无数信息中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精神启蒙和精神满足时，如果当前小说没有超越这些信息的优势——足够的叙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读者势必将会远离当前小说，小说的艺术创造活力也势必随之而衰。

在口头传播时代和书籍报纸时代，读者和小说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说家的信息量大于读者；而到了电视时代，这种“信息落差”出现了，但缝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叹“小说作为讲故事这门古老的手艺衰落了”；在前两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小说家尚能弥补这种“信息落差”，但是如今，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是足够聪明或者伟大，他将很难填补这种“信息落差”。毫无疑问，信息的爆炸现场对小说写作造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威胁，读者的逃离是挑战和威胁之一，而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来自小说家的无奈——“想象力已经落后于极端的花哨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以及无法创造艺术的征服力去弥补“信息落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无数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和现实奔涌到小说家面前时，是否为小说家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门呢？当然是。所以，找到处理信息的原则和方式，将信息进行艺术的转化成为关键。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日常生活和传奇经验两种，我们会发现，小说艺术的呈现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或理论：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传奇性；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传奇经验或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传奇经验的日常性，这二者的平衡处理，实质上是在独特、生动的“个”和普遍、宽阔的“类”之间展开，最终做到“个”中有“类”，“类”中有“个”，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东西”。

“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但像时间一样，不知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学者徐前进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的特点注定了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搬进小说时，因其无限重复、缺乏奇异、丧失意义感，它不仅摧毁读者的阅读耐心，也难以迈入艺术的层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复、狭隘与功利，就必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即写出它的传奇性——赋予日常生活断裂、惊奇和伟大。小说艺术也正是在日常生活这种传奇性的转化中完成的。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是完成信息到艺术转换的途径之一，反之，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写出传奇故事的日常性。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降临，制造传奇和讲述传奇如更大的旋风一般席卷我们的世界。只要打开网络热搜或进入短视频平台，千奇百怪的信息和传奇经验或故事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极端的花哨现实”在各个数字终端被观看、被消费，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添油加醋地“创作”之后再一次被传播，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因此而诞生。制造、讲述、消费传奇在今日自媒体时代俨然已成为一桩全体网民参与的大生意，大受平台和资本青睐。

毫无疑问，这些传奇信息或故事不仅对普通网民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小说家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单调匮乏的日常生活和书斋经验之外写作素材重要的来源和补充。但是，当小说家把目光投向这些传奇经验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虚构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了传奇经验或故事转换为小说的种种遗憾。有些小说只是传奇经验或故事的扩展版，如啰嗦的新闻事件；有些小说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写的是时代热门之事，如社会变革“大事记”……这类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对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处理丧失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导致了这类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美学偏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

如何从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力”中呈现出“美”来，有一策略：便是写出它的日常性来，即写出“飞扬”中的“安稳”来。传奇经验的“这一个”与日常性的“这一类”在小说中相遇的瞬间，艺术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传奇经验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伦理削弱，而表现出小说的“美”来，诸如那种人类的普遍关切、情感以及认知等。

（摘编自石华鹏《在日常与传奇之间——自媒体时代小说写作的两种叙事策略》）

报 施

茅盾

文书上尉张文安得了一种军医也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向师长请了长假，师长给了他一千元盘缠，他离开了服务三年多的师部。回家路上他盘算着钱的用途，他一直想着买一头牛回家，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自从他家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头，都没有成功。

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兴奋得很，连夜告诉左邻右舍。第二天一早，①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 ， 探望的人就挤满了张家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地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

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几位年轻人向张文安探听在前方打鬼子的同村人消息。

“不知道。”他摇头说，又怕对方误会，解释道：“你想，前方部队那么多？知道在哪一个战区，哪一个部队呢？”

“哦，早猜到你都不知道啦！”有人讥讽一句。张文安着急起来了，正想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我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山那边村子里喂驮马的陈海清上了前方，带着四匹驮马、一个伙计。”“陈海——清！”他记起来，自己还没上前方时，村里曾经议论陈海清丢下老母和妻子，带着四匹驮马投奔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地去打日本的事。“怎么不知道！”他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这名字早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他过得很好！”

问的人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信，两匹给鬼子飞机炸得稀烂，一匹吃了炮弹，剩下一匹，生病死了，他要给驮马报仇，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不回家！你说他过得很好，是个喜讯，他家里两年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陈海清是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赞叹说。张文安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不再出声了。

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张文安到集市找董老爹，董老爹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他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走出市镇。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张文安懒懒地，不情不愿地回家。②一个年轻人奔过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地招呼着。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杂七夹八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父亲的消息。

“你是陈海清的儿子？你父亲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张文安惊讶地说。年轻人的兴奋和快乐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压

根儿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陈海清的儿子说：“我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她老人家不亲自听见不放心。”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呆了半晌，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有病的中年妇人。

“妈妈的病是急出来的，”儿子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多了！”

“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展开了。“好人总该有好报！”那病人喃喃地说。

张文安见祖孙三代高兴，心中惴惴不安，支支吾吾编造陈海清的生活状况；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极有希望的前途。

祖孙三代静静地听着，虔敬而感奋，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突然那位老祖母颤声问道：“张先生，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窘住了，一只手无意中碰到藏在贴身口袋里那叠钞票，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大声说：“信没有，带了钱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中年妇人轻声吐了口气。

张文安心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塞到陈海清儿子手里。

“啊，多少？”那年轻人问。

张文安没回答，老太太插嘴：“嗯，这有五百吧，海清……”还没说下去，张文安的回答吓了她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祖孙三代齐声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了。”张文安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老太太哽咽了，中年妇人低声啜泣，年轻人捧着票子发愣。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从祖孙三代颤声道谢的包围中，逃也似地走了。

（有删改）

材料一：

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衷于看向遥远的太空，是最早进行天文观测的民族之一。为了增强观测的精准度，古人发明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天文仪器——浑仪。最初的浑仪非常简单，只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圆环，一个圆环和地球赤道面平行，另一个圆环和这个圆环面相垂直。通过浑仪观测，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恒星在赤道坐标上的位置。

②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浑仪发展成三层结构。它的最外层是固定的地平环、子午环和赤道环组成的六合仪。中间是表示日、月、星的三辰仪，分别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它们可以在六合仪中围绕着一根垂直于赤道环的极轴旋转。在三辰仪的内部是四游仪，由赤经环和窥管所组成。其中，窥管能避免天空背景光的干扰，提高观测的精准度，是世界观测天文学上的一个重大发明。

③随着历史的发展，浑仪变得越来越复杂，仪器用起来很不方便。到了公元12世纪，郭守敬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良，去除了浑仪中一环套一环的繁复状态，发明了简仪。

④简仪共包括两个部分：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赤道装置（如下图所示）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圆环构成，与地球南北极连线相平行的圆环是赤纬双环，与赤纬双环垂直的是赤道环和百刻环。赤纬双环的南端连接着赤道环。赤道环是一个随着赤纬双环一起旋转的圆环，其外部是百刻环。此外，赤纬双环的中间还有一个经过改造的窥管，叫窥衡。窥衡两端为方孔，能够避免窥管内壁的反光。在地平装置中，有一个与地面平行的地平环和垂直于地平环的立运双环。在立运双环之中同样是可以旋转的窥衡。这种地平式支撑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光学天文望远镜和许多光学测量仪器的标准结构形式。可以说，简仪将望远镜发明前的天文观测仪器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注：“N”表示北

（摘编自程景全《从浑仪到海尔望远镜：经典天文望远镜》）

材料二：

①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建造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这台望远镜在不到10年内就得以建成，2008年10月位于兴隆观测站的LAMOST望远镜终于完工，并于2009年6月正式启用。

②它由两座巨大的圆柱形塔楼组成，塔楼通过一个倾斜的通道连接，其中心的主镜位于一个穹顶内，用以聚集光线。镜片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由很多块六角形球面镜拼接而成，每块子镜的对角径有1.1米长，却只有75毫米厚。通过实时控制这些子镜，可以达到要求的精确形状，从而生成质量尽可能高的图像。望远镜中还安装有4000多根光纤，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接收和分析4000个不同天体的特性。

③LAMOST望远镜被命名为郭守敬望远镜，以纪念发明简仪的元朝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该望远镜不仅可以测量恒星的位置，还可以测量出数百万颗恒星的距离，从而在2012年9月制作出了第一张环绕我们的宇宙三维分布图。2016年6月，该图已经统计了超过700万个天体，准确地说，是7681185个天体。假以时日，这份宇宙图册将囊括天体数量比现在多5—10倍的完整星表。在珍贵的敦煌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代表着公元世纪人类最为完整的全天星图的敦煌星图。在此之后，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先辈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再一次完成了最新的宇宙三维图像。再过几年，中国或许将会弥补过去4个世纪以来的遗憾，再次回归世界天文学之巅。

（摘编自让-马克·博奈-比多《4000年中国天文史》，李亮译）

材料三：

①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发布消息称，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的两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和2023WB2近日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作为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相比于之前的时域巡天望远镜——美国兹维基瞬变源探测设施，它的主镜口径更大，相同曝光时间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自今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墨子巡天望远镜展现出强大的巡天能力，为太阳系小天体特别是近地天体的搜寻与监测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本领不只为星空“拍照”。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2.5米，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学矫正技术，可实现3度视场范围内均匀高像质和极低像场畸变成像，同时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主焦相机，具备大视场、高像质、宽波段的特点，能够每三个晚上巡测整个北天球一次。通过巡天数据叠加，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成果可以提供北天球最深高精度、大天区、多色测光和位置星表，在未来数十年内可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

③此外，据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孔旭介绍，墨子巡天望远镜凭借其强大的光学时域天文观测能力，可与中国地面的郭守敬望远镜、“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等大型设备设施和其他中小口径望远镜开展多波段协同观测。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一代空间天文观测设施陆续发射升空，墨子巡天望远镜将与这些设施实现“天地一体化多波段巡天”的网络搭建。

（摘编自刘峣《“星空摄影师”暗夜探宇宙》，《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