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结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以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创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畴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畴，比如从“意图”派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在扩张中凌虚高蹈，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践。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城、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改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捕捉新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畴和理论。文学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新瓶颈和发展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僵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络媒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综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

塔铺（第四章）

刘震云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

    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

    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唯独“耗子”乐呵呵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爹来送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书，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

    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两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到。”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

    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影。

    李爱莲指着那人影，“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

    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 “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才发现，爹的鞋帮己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 ”我惊叫。

    爹仍是笑，把脚收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

    爹接着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

    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

    爹爬起身，准备从另一条岔路回家。

    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来背《世界地理》。

材料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还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前，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量，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异彩。

（摘编自陈先达《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有删改）

材料一

（一）

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国公在世时，官造留下给他们嫡系子孙的，依明律“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原造房屋，不得以无官违式论”，清律“父祖有官身及，虽曾经断罪者，其房仍许子孙居住”。事实上，房屋之外，其他车马、衣服等物也不禁止子孙及其家属使用。这些在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使得官吏的家属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生活群体。而府第、高墙、豪门自然亦成为一般百姓眼中敬畏美妒之位势财富的象征了。

大门，堪称整个府第对外极具象征性的部分了。所谓“侯门深似海”，除了门饰、间数制度之外，平常正门又不开，只留两旁东西角门出入，只有喜丧、年节或迎送高官时，才打开直通到底，这都增加了神秘感及庄严气氛。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二府正门大开一路直到正堂。两门间的街上也设着二府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不准过。第七十五回尤氏由荣府返家，夜里省得套车，徒步过去时，两边的门子也把行人断住。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二府正门甚至面临的街道，也都成为二府的外围领域，含有威吓的意味。

给秦氏办丧事，在会芳园围墙开了一门，起宣坛乐台，尤二姐丧事停灵梨香院，临时开了对街一门。这都是因为年轻媳妇、贱妾之丧不能由正门出灵，这也可见正门的庄严性不容破坏。

（二）

园林的性质比宅第更近于艺术，也因此园林布景更可以供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红楼梦》的结构有两大脉络：一是家族兴衰，另一是宝玉心性之旅。家族兴衰的脉络与府第的场景关系最直接，宝玉心性之旅的“园地”则由大观园来成就。

在大观园中，不仅各钗的生活空间扩大了，而且私密性增加了，这些在传统宅第中是很难得的。因为传统宅第的房子里外之门通常是不关的，除非要睡觉了。而且所有的主子都有奴婢、小厮“贴身”侍候。这两项加起来，个人私密性就难得了。

为什么传统宅第没有个人私密的空间呢？因为儒家思想不在培养“独立的个人”，而在造就一个作为典范的君子。既然没有“个人”，那么，反映位序观念的传统宅第就不必提供实质的个人私密空间，而是用许多暗示如门帘、屏风等，来引发人“依礼举止”，希望由人的修养，来达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私密。

然而，在读书人的仕途上，理想是君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现实里，多的却是听命木讷以及钻营功名利禄这两类人了。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对于前者没有兴趣，对追求名禄更是不齿，唯一的出路只有展开个人心性的探索，尝试去寻找一些终极的目的与价值。很自然的，此项探索在位序严谨的宅第是无法展开的，府内的园子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摘编自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有删改）

材料二  人类建筑，有两个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设置。就我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需也；如台楼阁亭等，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束缚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返求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

（摘编自乐嘉藻《中国建筑史》，有删改）

材料三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房屋和中国花园，城市和园林之间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的、非对称的、曲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种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即使规模不大，中国的园林都在追求唤起对原始自然的联想，以由此而引导出来的原则来模塑园林的风格：避免笔直的、一览无遗的园径和视线，尽量不致千篇一律。园林成为一种成功的事物，它就是游山玩水经验的反映和模拟的创作。当人置身其境时有如在最荒寒的山水画中，其间差不多常常都有一些人物、茅舍、山径和小桥。建筑和自然之间是没有被分割开来的，这种合而为一的东西是中国传统上的一种伟大的成就。

（摘编自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