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不起的怪老头：辜鸿铭

    ①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②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③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坟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其前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们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就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④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做人的道理，温良敦厚的品德，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时候，他还称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⑤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须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⑥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他以狂放来保护强烈自尊的方式。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他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⑦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风云初记（节选）

孙犁

    第二天清早，她（秋分）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汽车，回深泽来。她们路过蠡县、博野、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看到：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正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野上奔流，高翔到一处，就受到一处的热烈欢迎。

黄昏的时候，她们到了子午镇。秋分一下车，就有人悄悄告诉她： “庆山回来了，现在五龙堂；你们坐汽车，他赶回来了一群羊！”

秋分没站稳脚，就奔到河口上来。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 “不回来，你整天等，整宿盼；一下子回来了，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船上，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快要下山的，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一别十年的亲人。

    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

    人们冲着她招手、喊叫，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

    乡亲们见她来了，说笑着走散了，庆山望着她笑了笑，也转身进小屋里去。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

    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牴角说：“你也还没有吃饭吧？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忽然，在炕角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高庆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抓手揪脚的哭着。

    “唔！这是哪里来的？”庆山立起身来，望着秋分。“哪里来的？”秋分笑着说，“远道来的。你不用多心吧，这是今年热天，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要不，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

    庆山笑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他的眼角潮湿了。

    吃饭的时候，高翔赶来了，两个老同志见面，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庆山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翔说：“这是我的介绍信，组织上叫我交你的，还怕路上不好走，叫我换了一身便衣，赶上一群山羊。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

    高翔看完了信说：“你来的正好。在军事上，我既没有经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你先不用到高阳去，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

    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

    秋分拉着小女孩问：“你找谁来了？”

    小女孩慢腾腾的说：“俺爹！”

    秋分指着高翔，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不敢走过去，高翔过来把她抱起。

    秋分又逗她：

    庆山对高翔说：“我好像从没见过她，长的这样高了！”

    秋分说：“你哪里见过她，你们走的时候，她娘刚刚坐了月子！”

    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下，笑着说：“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开展工作，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

    高四海、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秋分噘着嘴说：“我听听也不行吗？”

    “不行，”高翔说，“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分别了十年，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等着你考察！”秋分给他们点着灯，就扭身走了。

    他两个在屋里谈着，秋分她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天上出着星星，高翔的小女孩指着：

    “又出来一颗，爷爷，那边又出来了一颗！”

    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他们还没有谈完。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盼的他们回来，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

    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儿子回来，老人高兴，心里也有些沉重。他们回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那些狂热，那些斗争、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面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在晚秋的田野里浮现出来，旋转起来。老人有些激动，也感到深深的痛苦。自从儿子出走，斗争失败，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当爹娘的，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再闹起来！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这次是和日本。人家的兵强马壮，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能够战胜敌人？他思想着，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

    （节选自孙犁《风云初记》）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

文本一

唐宋时期，不少诗人对诗歌写作行为本身进行观照，并将其呈现在诗歌文本中——诗歌写作行 为本身成了被书写的对象。在陈与义、陆游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诗歌写作本身更细致、频 繁的书写，“题诗 ”“成诗 ”“寻诗 ”“哦诗 ”等有关诗歌写作的表达大量出现，有意寻诗、出声吟哦 的诗人形象也越发明晰，这表明：宋诗对诗歌写作本身的呈现更为深细，写作者对自我作为诗人的 身份有了更清晰的意识。

“题诗 ”“成诗 ”在陈与义的诗中承载了丰富内涵。“鹳鹤忽双起，吾诗还欲成 ”“洒面风吹作 飞雨，老夫诗到此间成 ”两例清晰展示出外部环境怎样激起了诗人内心的波澜，眼前转瞬即逝的景 致如何被诗人捕捉到进而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而“成诗 ”的过程往往具有实时性、不可复制性。有 道是“有诗还忘记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 ”，诗人内心感知到的诗意、诗人在语言表 达上的疏离，都清晰呈现在诗中。他在《对酒》 中的“新诗满眼不能裁，鸟度云移落酒杯 ”，同样 感叹着自己在语言表达上的窘迫。

诗人也常常自发外出“寻诗 ”。“柳林横绝野，藜杖去寻诗 ” （《游八关寺后池上》），诗人专门 拄着藜杖寻诗；“醒来推户寻诗去，乔木峥嵘明月中 ”（《寻诗两绝句》），半夜从酒醉中醒来的诗人 特意推开门，在明月乔木中寻诗。场景本身就是诗意的来源，诗人在呈现出诗意产生的特定情境之后便结束了诗篇，不再述说此刻的感受。这类似前引“鹤鹤忽双起，吾诗还欲成 ”：诗人看似只是 记录实时景象，然而诗情恰恰渗透在眼前所见之中，诗歌写作也在此刻完成。不同的是，“寻诗 ” 更能体现寻找、访求的过程性和目的性，在这一表达中，“诗 ”仿佛成了触手可及的实体 ；作者自 认与读者对何为“诗 ”有着高度默契，只需呈现特定场景，读者便可心领神会。这种将“诗 ”客体 化的过程，体现出诗歌已成为诗人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的一部分，同时，诗人的主体身份在诗歌中 也呈现得愈发明晰。

（摘编自刘晓旭《赋诗与寻诗》）

文本二：

“镜 ”在中国文化中有复杂的意涵。本文所言“览镜诗 ”，不是泛指含有“镜 ”意象的诗，也 不是指专门吟咏镜子的诗，而是指书写见镜行为与感想的诗作。览镜诗的关注点，是这个行为本身 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物心理情感。换言之，览镜诗中，作为物品的镜，只是触发某种心理的媒介，并 非诗歌吟咏的重心所在。作者对览镜行为有更充分的自觉，把更多的笔墨着眼于“镜中像 ”所引起 的一系列内心反应和情感状态。审视览镜诗的嬗变脉络，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中唐至宋代诗学的一脉 相承，也能感受到日常化题材在宋代诗人手中有反复的艺术表达和更丰赡的文化内涵。宋人的自我 形象在览镜诗中得以再造，新的审美趣味随之形成。

由镜中像来认知自我，是人们览镜自照的重要目的。按法国心理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 ”理论人们通过观看镜中影像而建立“ 自我 ”的观念，并由镜中自我逐渐进入“社会中的我 ”乃至“理想中的我 ”。人在镜前凝视，建构对自身形象的认识。“镜中像 ”与“现实我 ”存在距离，这就促使照 镜人通过想象去完成两者的合一，建构自我形象。诗人照镜，由人而镜，由镜而像，由像返观人， 故心有所感。解读览镜诗，是观察作者自我形象建构的有效途径。

试看宋庠《因览镜照见衰年状貌有感》：

拂槛清晨念老余，只堪丘壑便悬车。

暗围廓落频移眼，坐况苍华不满梳。

淚绶转惭龟钮印，土膏空负鹤头锄。

人生出处真难决，羡杀贤哉汉二疏。

宋庠仕宦显达，遣词造句典丽奥博，全诗意脉从“镜中像 ”指向“现实我 ”。镜中老态让他联 想到现实官场——是致仕退隐，还是不负官位？他内心纠结。宋庠没有白居易的乐天顺命，镜中像 刺激他要在现实和理想间选择，所以他最后欣羡汉代的疏广、疏受，能主动功成身退。我们可从中 提炼出诗人的三层形象：

A“镜中像 ”——颓然老者（“坐况苍华不满梳 ”）；

B“现实我 ”— 高位在身（“涙绶转惭龟钮印 ”）；

C“理想我 ”——致仕归田（“羡杀贤哉汉二疏 ”）。

正是三者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作者“难决 ”，整首诗也因三层形象的复杂关系而充满张力。 览镜诗是表达日常生活细节的诗。 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让日常经验走向美学 自觉。宋人将“镜中像 ”与“现实我 ”勾连在一起，让“ 幻象 ”与“真我 ”对话，试图超越琐碎凡 庸的现实，直指诗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摘编自侯体健《幻象与真我：宋代览镜诗》） 

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程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白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