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

    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龙其林

日前，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发社会各界集体缅怀。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与重新评价，拥护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时代、民族、地区、性别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批判者则认为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感，是农耕文明时代审美趣味的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位早已被写入文学史的当代作家，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始终不曾消失。在批评者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乃典型的通俗文学，是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产物。这种观念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当时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对于一些通俗小说经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属于通俗小说来评判金庸武侠小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批评金庸的小说具有农耕文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因而认为其作品的精神价值、故事缺乏现代性则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作家基于自身审美趣味，思想立场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本是应有的创作自由。倘若依据作家审美趣味趋于传统，崇尚农耕文明，以判断作家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对于现代文明隔膜，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揣测。且不说作家有选择自己独特创作题材与审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现传统农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优秀。若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作为臧否标准，则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刘亮程、张联等作家都将被剔除出优秀作家之列。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同时代人往往评价谨慎。盖棺定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价在世的、同时代的作家时不免较为保守，甚至极为苛刻。金庸武侠小说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金学”也日趋兴盛，但这并不妨碍同代学者的批评与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许还在于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味追求。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在文学现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学，于是具有章回体小说结构、传统趣味、驳杂文化的金庸武侠小说长期摒弃在经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让中国社会认识到其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意识到以往对于通俗文学简单评价的缺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地区甚至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金庸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通过武侠小说为读者们奉献了一批富于文化内涵、充满奇异想象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作品，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来源于2018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在“散步”中体验美

宗白华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并称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但宗白华是从研究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诗学而转到美学研究中来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心的萌动在童年时期就已有之。宗白华自认为他后来写诗同年幼时的性情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1914年年初，宗白华在浙江上虞姨父家度寒假。浙东的山水秀丽清奇，如梦似烟，湖光山色的美让他心中的诗情犹如泉涌。但他开始诗歌创作是移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是一位诗人，每天早晨在家中小花园里高声吟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唐人的绝句，宗白华深受感染，他说：“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美学理论和思想集中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里，以这部经典著作为标志，宗白华成为我国美学界“散步美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不做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艺术意象的方法。宗白华认为艺术意象是完整的，不可破坏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的方法更符合艺术自身的规律，符合美感把握的内在规律。他徜徉于中国古典艺术优美的意境之中，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如同他晚年在繁花似锦的未名湖畔悠然散步一样。他是从硏究中国绘画艺术品开始自己的“散步”的，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等美文。如果说这几篇文章属于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试笔之作，那么《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则是他在西方与东方两种大文化背景下圆融的比较之作，表明他已从研究中西绘画技艺的差异上升到研究中西文化哲学的差异，并开始辐射到中国书法、建筑、园林等艺术领域。到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标志着他的美学理论日趋成熟。这种“散步”方法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大量具体的、感性的文学艺术品出发。因为，自然和艺术品本身是多样的、独特的，要以自然和艺术品为研究的中心，就需要认真地一一体验其真美所在。

宗白华“散步”式体验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这种“散步式”研究方法与那些重逻辑统一的美学研究方法明显不同，使得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各种各样以逻辑为基点建构美学体系的美学流派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形成了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后来又形成了以李泽厚、蒋孔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和谐美学派。这些成熟于当代的各种美学流派虽观点各异，但都是以逻辑统一去建构美学体系。他们与宗白华的以生命美学为内蕴的“散步派美学”相互争鸣。

    宗白华从感性的视角去观照中国艺术精神，与他深厚的精神底蕴有关。青年时代的宗白华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时空观、叔本华对现象世界本体的思考，构成了宗白华意境学说的理论和思维基础。同时，宗白华把老庄思想以及禅宗学说等结合起来，从具体的艺术品出发，运用精密的思辨，拓开了中国艺术中的时空境界，阐发了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绝妙思想。

（摘编自邹士方《宗白华传略》、李剑清《被遗忘的宗白华》等）

    （相关链接）

    ①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不相容的。

    （宗白华《美学散步》）

②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美学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邹其昌《散步者的灵光》》

律诗是在形式上比较复杂的一种体裁，它分为五律和七律，是一种通体五言或七言而格律谨严的八句诗（或说八行诗）。这八句诗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四句是骈偶句，必须用对仗，首尾四句是不必用对仗的，当然如果自然而然对上了也是可以的。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这里我们如果把首尾四句连起来念，往往就正是这首诗鲜明的主题，而中间四句偶句则是丰富这个主题的；前者仿佛是骨干，后者仿佛是肌肉或枝叶。律诗中写景的名句因此往往多出在这里，这种律诗之所以比长律好，就在于长律的偶句太多，往往产生肌肉或枝叶太多的现象，而律诗则分配得恰好。

可是仅仅符合了对仗的规律还并不就算是律诗，如杜甫的另一首诗《望岳》，这里中间四句也是偶句，却叫做五古而不叫做五律，原因就是律诗还有另一条平仄的规律，而这首八句诗并不遵守，所以不是律诗。平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声和第二声，仄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声和第四声，还有古音中较为短促的入声。平声字较高，而且是可以拉长音的，所以比较明亮爽朗；仄声字较低，是不能拉长音的，所以比较低徊沉郁。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其原因也就在此。由平仄均匀的起伏可以组成四种诗句。但是为了运用时更为灵活变化，在这些标准诗行的基础上又有一条变通的法则，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就是说诗句第二字第四字第六字的平仄是必须遵守标准规律的，而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则无妨灵活运用，这就自然形成一种更简化的规律，从而把四种诗句合并为两种诗句。

句与句之间平仄的关系，规律是把每两句作为一对，如果第一句的二四六是仄平仄，那么第二句的二四六就是平仄平，这字音上平仄的对仗同时又是结合字义排偶的对仗而来的；排偶的习惯是以空间对空间，时间对时间，花对草，鸟对鱼，实际上是一种相近事物上的门当户对，而平仄则是以一种相远的姿态出现，也就是说以不同性质的声调来对立变换；这样就调剂了那相近的重复，不落于单调。至于每一对诗句与相邻的一对诗句之间，则是相邻两句（例如第二句与第三句）的二四六完全相同：这里乃是相同性质声调的重现，这也由于第三句在字义上是另起一联，它与第二句的关系仿佛是跳得远些，在平仄上就要求更为相近。所以，如果不符合于这种相近的要求，就叫做“失粘”。

律诗就是这样一般的以对偶与平仄的讲求成为它的特色。可是例如崔颢的《黄鹤楼》，格律就是不谨严的，但它却是七律的杰作。据传说大诗人李白曾经登黄鹤楼，看见眼前的优美景致，诗兴大发，可是抬头看见了崔颢的这首题诗，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更好的诗句来，最后他只得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见即使最好的律诗，也不一定就是平仄排偶上最严格的律诗。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