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①“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
      ②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③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烦琐的论证，只须动一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④小善、小恶，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⑤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多干嘛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⑥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恶。凡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小善，反之就是小恶。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⑦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贪污行为而论，往往是先贪污少量的财物，心里还有点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矣哉！
      ⑧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
                                                                                                                                                           (选自《季羡林谈人生》）

    他们心中早已明白：以阿蒙森为首的挪威人已在他们之先到过这里了。

    ……他们仅仅迟到了一个月。虽然昔日逝去的光阴数以几百万个月计，但现在迟到的这一个月，却显得太晚太晚了——对人类来说，第一个到达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不是。一切努力成了徒劳，历尽千辛万苦显得十分可笑，几星期、几个月、几年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癫狂。“历尽千辛万苦，无尽的痛苦烦恼，风餐露宿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些梦想，可现在这些梦想全完了。”——斯科特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泪水从他们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尽管精疲力竭，这天晚上他们还是夜不成眠。他们像被判了刑似的失去希望，闷闷不乐地继续走着那一段到极点去的最后路程，而他们原先想的是：欢呼着冲向那里。他们谁也不想安慰别人，只是默默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往前走……“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和前几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单调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关于极点的全部描写。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唯一不寻常的东西，不是由自然界造成的，而是由角逐的对手造成的，

    那就是飘扬着挪威国旗的阿蒙森的帐篷。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扬扬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它的占领者还在这里留下一封信，等待着这个不相识的第二名的到来，他相信这第二名一定会随他之后到达这里，所以他请他把那封信带给挪威的哈康国王。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地去履行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单之蔷

       中国人的姓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伟大发明。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这种现象不仅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基因被逐渐地“稀释”。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今天新百家姓排行榜上的前19个姓，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有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如果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最“成功”的是那些大姓，比如张、王、李、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刘、李、赵、朱这几个大姓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同时，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份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护不常见的小姓、奇姓，因为一个不常见姓的文化价值和生物学价值并不比大熊猫差。既然我们对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关心，对野生动物一个物种的灭绝忧心忡忡，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稀有的姓氏的灭绝无动于衷呢？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秘，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的来源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地通过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章有删改）

邵华良——渡江之前立功劳

蒋同明

    ①1949年4月21日夜，滂沱大雨下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安庆长江江面一时间突然炮吼枪鸣、万船竞渡，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在大渡口强渡长江，并一举成功。肥东支前第一团紧随其后，乘风破浪，跨越长江。解放军登岸后即紧追仓皇逃跑的国民党部队，他们猛打猛冲，前仆后继，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担架队员个个气喘吁吁，扛着空担架跟随部队前进。

    ②邵华良的任务，是边行军边解决全连100多人的吃饭问题。进入石台、绩溪山区后，沿途村庄稀少，即使遇上几户人家，也因听信谣传，躲得不见踪影。在绩溪山区的一个夜晚，有人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从一个财主家箩筐里找到几个黄澄澄的大油果。一位医生说是山果，并带头尝了一口，觉得又香又甜，口感很好。于是，几个人就把果子分吃了。当邵华良叫大伙开饭时，几位吃山果的队员全部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后来才知道，这是桐树上结的桐油果，吃了易中毒。那位医生中毒最严重，第二天行军时，成了第一位被担架队抬着走的病员。

    ③山路崎岖，云遮雾绕。解放军一边轻装前进，一边翻山越涧抄近道，欲用双脚超过敌人汽车轮。这时，部分担架员改做运输员，用担架抬着弹药器械随军行动。头一月，几乎天天风雨相伴，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就来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夜晚敌机发射的照明弹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支前队伍中，有少数意志薄弱者，悄悄地不辞而別，开了小差。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要解决全连的生活问题，还要照顾其他队员，他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④随着部队越来越深入南方，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很难满足过境大军的需求。邵华良走东家串西家，找村长问保长，人家只认银元，邵华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银元购买；人家没有大米只有稻谷，担架队员就自己打开水碓舂米。队员们大部分都是农村庄稼汉，舂米做饭，个个是行家里手。至于蔬菜供应，在兵荒马乱之际，有钱无货，能搞点儿盐水泡饭即为奢侈生活了。

    ⑤5月上旬，部队进入皖浙交界的高山峡谷，困难接踵而至。尤其是要攀越拦路虎摩天岭，上山15里，峭壁丛林，下山15里，悬崖荆棘。邵华良身背行军餐具带头爬山，大谢村刘玉林紧随其后，肩扛一箱足有100公斤重的机枪子弹，下山后，两人都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5月中旬，支前队伍经浙江转至江西玉山，解放军第十七军后勤部首长带来汽车，将担架团的弹药器械等辎重装车运走。至此，第一民工团完成渡江支前的光荣任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