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化作民族魂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屠守锷：长空剑舞拓天荒

    ①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少年屠守锷在上海亲历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使他立下了终身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②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整日伏案工作，吸收掌握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③1957年9月，屠守锷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摸索实践。他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我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对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④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导弹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我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我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⑤1965年3月，为了尽快把我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我行我素，开会时别人慷慨激昂地讲话，他思维却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1968年，屠总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守在一线。不久，发射场传出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⑥1980年5月18日，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从本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⑦屠守锷是有鲜明的个性，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便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尤静”的太极拳。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⑧他是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他的名字也与他的神剑一起，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一个时代的斯文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邵逸夫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邵逸夫意识到，尽管在南洋已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定将被淘汰，于是他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从美国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虽然邵逸夫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但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他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两只脚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一写半个月，可是都不满意。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终于在摸爬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后，1932年，他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据说放映的时候，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这部影片成本1万元，而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为邵逸夫后来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次年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港岛，曾拍摄过上千部电影。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的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邵逸夫在每部邵氏作品的包装上都印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作为亿万富翁，邵逸夫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邵逸夫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成长靠教育。”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逸夫”早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美好的符号，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这位让人尊敬的百岁老人，在人们心中搭建了一座“逸夫楼”。

（摘编自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

相关链接：①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他的邵氏电影曾经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工业，他的TVB迄今仍是屹立香江的电视巨无霸……他就是邵逸夫。（《新华日报》2014年1月8日）②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百度百科）③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超过100多亿港元。截至2012年，他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过6000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他都捐出1亿港币。（《人物周刊》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