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家阎肃：不“严肃”的时髦“80后”

    作品丰富、已经过完85岁生日的阎肃从没让人觉得他“老”过。

    平常，每次儿子阎宇和儿媳刘莉娜回家去看老两口，吃过饭，坐不上几分钟，阎肃往往会说：“你们回去吧，我要工作了。”他不跟家人念叨自己在创作上犯了什么难，也不给儿女定规矩要求他们每周回来几次陪他。在家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坐在书桌前。看书学习，抄写稿子。他就这样不断写出优秀作品，歌剧《江姐》就是他利用18天婚假创作的。

     “别看他叫阎肃，却不是一个严肃的人”。阎肃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说起他，谈及最多的，就是“爱开玩笑”、“童心未泯”。在西南文工团时，阎肃总爱开玩笑、讲故事，就有人给他提了意见，说他太不严肃了。他就干脆把名字从阎志扬改成了阎肃。在他看来，一个人心态要好，遇到事情不较劲，这样一切烦恼都是浮云。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封他为“神奇的老顽童”。2008年，中央1套要播一部电视剧，请舒楠负责配乐和主题歌，阎肃写词。导演对谱曲要求很高，既要流行又要有地方特色。阎肃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写成周杰伦式的说唱音乐？”这句话出自年近八旬的阎肃之口，舒楠感到“实在是太超前了”。他按照阎肃的意见谱曲，效果非常好。年过八旬的阎肃常常笑称自己是“80后”。他懂Rap，听周杰伦，喜欢李宇春，自称是“老玉米”。阎宇说：“他有好奇心，如果有什么新事物出现了，他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阎肃曾作为演讲者出现在央视《开讲啦》的舞台上。讲完后用他高昂有底气的声音说：“我就怕你们吐槽啊，来点赞就好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制片人卫晨霞今年“八一”建军节策划了一个名为“八一快闪”的新节目，在一段视频中，总政歌舞团的演唱者白雪、蔡国庆、阎维文等人突然出现在军事博物馆的广场上，唱起了军歌。策划这个活动时，有些拿不准的卫晨霞打电话给阎肃，给他介绍什么是快闪，问这种形式行不行得通。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儿回了一句话：“行，就得新，就得好玩儿！”

    除了在歌曲“作词”一栏中看到他的名字，这位爱哈哈大笑又极富幽默感的老爷子也常出现在歌唱节目中担任评委。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星光大道是他常去的地方。和他一同担任过评委的蒋大为回忆，录节目通常要到半夜，年过八旬的阎肃跟节目组要两盒饺子，然后打包回酒店，“吃着饺子，再喝上二两小酒，看场足球比赛，他就满足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感觉是，阎肃喜欢研究唐诗宋词，尤其喜欢庄子，“阎老之所以会参加那么多活动，是因为他的国家认同。只要节目能反映家国情怀，他都乐意去做评委，去表达他的想法”。

    阎老“人老精神不老”，他与我们祖国的进步、军队的发展、人民的喜怒哀乐，以及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谐共振。这就是他永葆艺术青春，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面对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阎肃用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阎老创作的核心理念，永远接地气。

    卫晨霞说：“阎老对‘军营大拜年’节目情有独钟，就因为我们总是去最偏远、最艰苦的边防哨所，他说我们为兵服务，节目‘走得早、走得远、走得正’。”

    在艺术界，阎肃平和敦厚，与人为善；可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他义正辞严地给予批评；在大是大非和原则面前，不较劲的他更勇于较真、爱憎分明、决不退让。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刮起一股恶搞红歌、扭曲主旋律的歪风邪气，阎肃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抵制，并在歌坛发起“抵制恶搞”的倡议。他说：“我不怕一两个人骂，就怕老百姓戳我的脊梁。”

    有人说，阎肃就像麦穗，果实累累，但始终低着头。无论是文工团开会，还是担任文艺节目评委、嘉宾等，阎肃总是精心准备，提前到场。阎宇印象特别深刻：“从小到现在，但凡和老爸一起出门，路上甭管遇到什么人，花匠、木工、烧水的，他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招呼：您好！阎宇说，这么多年老阎同志没教过他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尊重身边所有的人。”

（摘自《大家》2015.12有改动）

田家炳传——美满家庭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 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淑芳长女勉之。

    这是1975年春，田家炳给远在异国读书的长女田淑芳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田家炳在子女教育中体现的做事与做人的准则。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6岁辍学经商，不到20岁便只身闯荡南洋，不到25岁，便经历丧父、失兄、两次财产被日本侵略者剥夺，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仍兢兢业业努力创业，秉承父亲玉瑚公的“勤、俭、诚、朴”的“家训”，以《治家格言》为修身立命之本，最终成就大业。

    田家炳牢记父亲的教导，更从乡亲们对父母亲的态度上，看到了父母的人格魅力，并不止源于言传。父亲教育他要珍惜身体，不挑食，不浪费，父亲自己也吃带皮的红薯，捐钱修路，母亲亲自挑土背砖，一点都不比男人干的少；父亲为调节乡亲的矛盾，自己出钱设和好酒，这些，比父亲说几倍的话的都有用，这烙在田家炳心中。为人父以后，田家炳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外，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严谨检点。

    田家炳从小在父亲的亲自照料下成长，父亲所教导他，尽“孝”，一是要孝敬父母之心，二是孝敬父亲之身，孝的前提是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教育孩子首先要对父母要敬，即敬父母之心，然后才是敬父母之身，这才是孝顺。田家炳定居香港时，已有九个儿子，两房太太，还有老父母，这一家十几口，田家炳是家长，他深知要让孩子们孝敬，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对母亲照顾是无微不至，亲自端汤盛饭，问寒问暖，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因此，对祖母也是孝敬有加。

祖宗虽远，敬穆之心不可不存。每年过年，全家团聚之夜，田家炳都要亲自拜祖。后来子女们都信了基督，田家炳就不要求他们对祖宗跪拜烧香，只要心存敬意，不拘形式。田家炳对孩子都是公正公开透明的，一视同仁。田家炳不管在外面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从来没有朝佣人发火或进行指责，就这样，在田家炳的家里，十几口人，从来就没有过吵闹之声，没有听到过家里的任何人对佣人、园丁们的呵斥之声，大家和投奔来的亲戚，也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田家炳有香港的“橡胶大王”之称，家财万贯。可是，他四十多年来，吃的早餐就是两片全麦面包夹果酱，他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惜粮食，不准浪费，尊重别人的劳动。田家炳作为一个住在香港最好地段的有着700平米有花园有泳池的大洋房的亿万富翁，可是，田家孩子口袋里零用钱较少，田家炳出门坐公交、地铁，一生只有四套西服，田家这样富有的大家庭，许多粗活，重活，都是自己家人亲自手做的，田家炳两位太太都是客家女子，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总是把粗重之活往身上揽。

可是，田家炳对教育可谓倾囊相助。专办公益事业的田家炳基金会1982年在香港成立20年来，在全国捐助了92所大学、166所中学、40所小学20所幼儿园和专业学校、13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其它惠及民生项目数百宗，田家炳的九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田家炳捐资、卖房子有疑义，没有一个抱怨田家炳没有留财产给他们，2001年，当八十三岁的田家炳毅然卖屋助学，田太太也理解支持他。就是这样，田家炳坚信“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人”的古人遗训。认为留给子女的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他相信留给子女的应该是“知识”（接受高等教育，田家炳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在香港读完中学才到外国读大学）和“志气”（不倚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事业，懂得做人处世，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赖）。

    田家炳毅然放弃当年在印尼蒸蒸日上的事业，全家移居人地两生的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他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学讲“客家话”，常常用“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勉励子女。

    田家炳深知健康是人生重大的财富，关系到个人的生活丰盛和事业发展。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注意健康饮食和做适量运动，非常自律，风雨不改。田家炳90多岁了，身体依然那么健康，他认为养身，首先是要是养心，养生，首先要做到心安理得，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心安了，不管吃什么，都会转化成营养被身体吸收利用，如果心不安，总做坏事，不管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会化成对身体有利的营养的，这就是田家炳独特的养生之道！

    田家炳不仅是物质上的亿万富翁，更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他的这笔财富，不仅给现世人带来福祉，更会泽被后世，使他成为一代贤圣。

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硬汉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生在世界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南岸，一个叫橡树园的小镇。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父亲的影响使海明威终生充满了对捕鱼和狩猎的热爱。海明威29岁时，父亲因为糖尿病和经济困难，用手枪自杀了。

    14岁时海明威在父亲支持下报名学习拳击。第一次训练，他被职业拳手打伤，第二天裹着纱布仍跳上拳台。20个月之后，海明威在一次训练中被击中头部，左眼受伤。

    中学毕业以后，在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在这里，海明威专心致志，很快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

    1918年5月，加入了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7月初的一天夜里，海明威被炸成重伤，一个膝盖被打碎了，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有些弹片没有取出来，到死都留在体内。那年他刚19岁。

    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海明威依旧勤奋写作。1919年夏秋，他写了12个短篇，寄给报社被全部退回。母亲警告他：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从家里搬了出去，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献身于文学事业的决心。他只想做第一流的、最出色的作家。

    1922年冬天，他承受了自己全部手稿丢失的痛苦。1923年，海明威的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法国的一个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总共只印了300册，在社会上毫无影响。

    作为记者，海明威很受欢迎。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却没有报刊肯用。尤其令他伤心的是，退稿信上总是称他的作品为“速写录”“短文”，甚至说是“轶事”，根本就不把他的稿件看成是文学创作。1924年，海明威辞去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这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儿子走了。他除了通宵达旦地写作，只能把看斗牛当作娱乐。

    192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问世，立即博得了一片喝彩声，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了20年代那一代人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用美国女作家斯泰因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题辞，作品契合了当时人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从而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而海明威就成了这个流派的代表。

    《太阳也升起了》发表之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国家一天天扩大。1929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问世。这本书在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0万册，是海明威2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好莱坞为购买小说的摄制权，出了空前的高价。

    进入30年代，国家虽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海明威却捕鱼打猎，观看斗牛，过得十分愉快。1932年，海明威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于午后》，被称为斗牛题材的经典著作。1933年他去非洲打猎和旅行，并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一书。1936年他又写成了短篇佳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它们是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均被拍成电影。

    1939年，海明威写成他自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硬汉”罗伯特。小说出版后几天，妻子波林与他离婚。不久，他和女作家玛莎结婚，一起到中国来度蜜月。他们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写了6篇中日战争的报道，高度赞扬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海明威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法西斯分子。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海明威就参加了海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战。他改装了自己的游艇，配备了电台、机枪和几百磅炸药，要与德国潜艇同归于尽，但海上追踪德国潜艇近两年，始终没有找到相撞的机会。

    50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他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硬汉”老人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是他全部创作中的瑰宝。不久，他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海明威怀念非洲和狩猎生活。1954年1月，他又和妻子去非洲打猎。两次从飞机失事中站起，却带给他长长的一串病名：关节粘连、肾挫伤、肝损伤、脑震荡、二度和三度烧伤、肠道机能紊乱……身体尚未康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无法亲赴瑞典领奖，只好委托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大使代他出席庆典。授奖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他的作品“硬汉”形象众多。

    在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之后，1961年7月2日清晨，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的巨人，把心爱的双筒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熊十力：乱世为儒

朵 渔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20年熊十力拜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学习极为用功，也是最穷的一个，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熊十力受聘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熊十力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辗转返回黄冈，后来进入四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6年春，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熊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又赠资百万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熊十力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7年春北大复校，熊闻讯便重返北大。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学请熊十力前去讲学，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武汉，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50年代初，熊十力留在大陆，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1956年他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

圣贤讲仁，讲性命无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