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 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 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 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 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 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 他的朋友， 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 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 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 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 当即决定留在中国， 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 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 他要为中国， 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 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 训练飞行员， 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 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 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 1940年10月， 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 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志愿队组建成功， 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 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 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 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 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陈纳德深受感动， 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飞虎队” 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 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 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 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 将会在次日， 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 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23日开始， 日军连续空袭仰光， 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 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 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 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 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 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 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 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  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他所说的， “我虽然是美国人， 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大家共患难， 同生死， 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

    陈纳德去世后， 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 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 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

①抗战初期， 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 态度， 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 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 但陈纳德拒不执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日本人离开中国时， 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百度百科)

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 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 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 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

③1990年， 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 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 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 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1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李泽厚自传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困顿。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此话今犹在耳，却不幸竟成谶语。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不免泫然涕下。每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时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鲁迅教我冷静地、批判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只问耕耘”的话语，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我最近讲，搞美学应具备两方面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我放弃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时代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局日趋动荡，学校却充满复古气氛，死气沉沉，保守到连《大公报》都少见。我只好每星期天，到城里的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书报，其中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我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就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甚至冒险读着“禁书”得来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样的阅读中，我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比较注重科学上的争议、论辩，这恐怕要追溯到自己的这个时期。

    195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时期，我生活仍然非常穷困；加上得了肺结核，我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了。我独住在宿舍顶楼的一间“阁楼”里，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我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还利用了当年所作的资料卡片。

    我虽已发表不少文章，但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非议颇多。下乡劳动和工作，我是单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使我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但也让我学会了思想不受外界影响。我沉默而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文革”时我在干校，读书非常困难，只能偷偷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972年回家后，我便利用在干校时偷做的笔记暗暗写起来。因为我坚信政治灾难终会过去，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会坚持干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就在条件简陋的“地震棚”里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有人说，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我的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其实，“语焉不详”的还包括我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等。因为我喜欢先画一个“粗”线的轮廓和框架，等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细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我也曾搞过“小”的试验，结果愈积愈细，不能自拔，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虽都有偏颇，但毕竟要有所偏重。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不能一人独揽，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也有人说我“杂”，说我又搞中国思想史，又搞外国哲学，又搞美学等等。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但也要看到，如今边缘科学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融合。社会科学亦然。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就是好传统。当今学界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节选自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吾友黄振中，治中国哲学有年。其于并世之学人，独服膺于李泽厚，且誉为半世纪以来，气象最博大之学人。每问余之意见，吾则以为不然：夫李氏者，乃思想界之陈涉也，非学术界之项王也。

——选自困学纪闻、荆楚风云《与友人论李泽厚》，来自李泽厚的博客

②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选自《二十四名学者眼中的李泽厚》之刘再复评论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得选择。”佩雷尔曼有一次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意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John Bal）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或者把奖章送到圣彼得堡来。佩雷尔曼拒绝了。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七个“千年难题”，并承诺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一百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的噱头意义更大，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像保尔那样也飞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佩雷尔曼没有与他见面。他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瑟斯顿在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和敬仰。他能够了解和坚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选自2016年第21期《读者》，有删改）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