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一梦成功”的凯库勒

张金平

    弗里德利希·凯库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

    1829年，凯库勒出生在德国达姆斯塔德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尽管有些顽皮，但是十分聪明。中学时，就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

    凯库勒在读中学时，对建筑学就很有研究，并展露出才华。他别出心裁设计的三幢楼房的图纸，被他故乡的建筑部门所采用。这三幢楼房建成之后，其构造之精妙，让当时一些有名的建筑师也为之叹服。16岁的凯库勒，从此之后声名大噪，被誉为“少年建筑师”。

    凯库勒在建筑学上的成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筑学专家，并希望他在建筑领域有更大的作为。18岁的凯库勒也按照这个想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森大学。这是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校园美丽、学风淳朴，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所大学还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教授，而且，允许学生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选择他们喜爱的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会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使前行的航船改变方向。自从凯库勒怀着仰慕的情感听了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讲座后，他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凯库勒终于进入了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当了李比希的实习生，这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凯库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通过和国际上著名化学家们广泛交往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化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首先确定了碳原子的四价，提出了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接成链这一重要假说。对苯的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实验事实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核”，6个碳原子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而且排列十分紧凑，它可以与其他碳原子相连形成芳香族化合物。

    他早已测定清楚：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结合而成，但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的呢？凯库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边苦心思考着，一边在纸上不断地画着，试着写出几十种苯的分子式，却又都一一被否决了。

    “到底苯的分子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凯库勒脑海里始终在这样追问自己。

    1865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他试着把苯分子式写成弯弯曲曲的蛇形，但还是不行！他反复思考，累极了。他半躺在安乐椅上，壁炉暖烘烘的，让他感到惬意舒适，慢慢地就蒙蒙眬眬地入睡了……“啊，那是什么？”凯库勒好像看到了六个碳原子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而且那条蛇已经蠕动起来了。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怪蛇被激怒，竟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然后就不动了。凯库勒又仔细一看，“啊，不对呀，这不是一条蛇形成的环，这是一枚六边形的宝石戒指！”凯库勒拾起这枚戒指，想拿起来仔细看看，不小心，“当啷”一声，戒指掉在了地上。凯库勒哆嗦一下，睁开蒙眬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醒来，一切如常，但他在梦中看到的变成环形蛇的苯分子排列顺序还依稀记得。凯库勒匆匆地在纸上写下了梦中看到的环形结构，著名的苯分子式就这样被发现了。

    对于凯库勒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一梦成功”，科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有的说，他是在马车上做的梦，梦见的不是蛇，是六个人跳环形舞；有的说，他是梦见六只猴子，彼此拉住尾巴，形成一个环；还有的说，他梦见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看到她戴着一枚用白银打造成的双龙六边形戒指，等等。总之，无论怎么说，凯库勒确实是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