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相关链接①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接近5万人。通扬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中国地图，许多大城市都没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摘自《南通县图志》）②张謇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渐渐消散的炊烟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其他的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冬安

董桥

    ①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个刚刚长成的小女孩，标致得像一幅画，说是几天前才从内地出来，想家想得眼神里染上一层淡淡的乌云，却也遮不住云里透出来的那悠悠的艳阳。后来听说婚姻遇到了黑夜的风雪：一下是彻骨的寒气从纸糊的破窗缝隙中熏得人想哭；一下是红红的炉火照亮了满室的春意。最后还是分开了，始终离不了文字工作，她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做着同样性质的差事，有一阵子是担忧家人的病，四处求医求药。偶然跟她吃一顿饭，细细辨认她脸上那几抹早来的秋意。

    ②再过完一个冬天，她突然相信北国之春正浓；那是她写完一部小说之后的事了。终于眼看她匆匆北上。惦念中也收到过她的来信，说在苦学英文，准备到美国念书，没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一起去，最近的一封短简，说是总算考完试，走到街上，到处的店铺都挂着花花绿绿的九八年的年历，想起六七年前我们相识的情景：“我老觉得自己像吃饭一样把日子一粒粒地吞下去，这饭也还是可以回味的，”信末的两句话尤其让人牵挂当年那个画里的小女孩：“算是问一份冬安吧。这边冬天很肃杀的，因此阳光老是笑眯眯的。”

    ③信封上没写北京的地址，不知道是不是从旧地方搬走了暂时住在什么宿舍里。我想问她近来可写了些什么？怎么信上说“一个字都没什么好写了”？遇到敏慧而通文墨的晚辈，我常常忍不住希望他们多写作，却又常常免不了担心他们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感受过深。年轻的岁月像轻轻的扁舟，载不动那超重的愁。我想人老了都会这样。

    ④我当初发表过一些作品之后，几位长辈总是关怀我的心愿：又怕我误入浮华的陷阱白白断送了那一丝灵气，又怕我沉迷在文苑书楼之中，错过了谋稻谋粱的机缘。到了我有一份安定的职业，他们又担心生在福中的人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慢慢的我发现人生的浮沉由不得自己作主，走哪一条路子甚至会走多远根本不在自己的计算之中。我于是总是安于埋头做完眼前的工作，不敢相信明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去做好一件事。台静衣先生一句“人生实难”，我每一次看到想到都心疼：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人家留下的四字总结竟带那么无奈的憾意。

    ⑤张爱玲在美国几十年，兜兜转转想找一处安静的栖身之地以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和精神去写作，到底并不容易。幸好还有那么几个古道热肠的朋友用尽方法替她求一个安顿，她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本来在中西部与加州的事，都是济安的学生照应我，等于济安在遗嘱上添了一笔，给一个朋友一份遗产，完全意想不到的，其间你出的力当然更不必说了，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只有比较小的事才可以道谢。”也许作家、艺术家、音乐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快乐才能够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朽”是千秋万代人的事情，轮不到创造不朽作品的人刻意追求。新加坡报纸问金庸怎样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他答道：“找到不少错别字。”浅浅的话，深深的道理。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

换茬

刘正权

    春酒还没吃完，春分就开始刨园子了。

    园子里其实没啥可刨的，除了不包心的白菜就是菠菜，小青菜也有，不过都像纽扣似的扣在地上，春寒刚过，还没来得及舒展叶片。

    春分是对那畦老韭菜动上了心思，二贵跟在春分身后，不情不愿的。二贵说：“春捂秋冻，园子的菜刚缓过劲儿，还得在土里再捂捂才好！”春分白一眼二贵，就没好话还嘴了：“是你自己想捂酒杯子才对吧？春捂秋冻是说气候和穿着上的事呢，跟园田无关。”

    春分把揪递给二贵，说：“你把韭菜给全挖出来，我把根分一分，去掉老根老系，选那壮实的，芽旺的，重新排！”

    “排”是“栽”的意思，韭菜根小，得一丛一丛排一起，排着长，那长相才欢实。

    二贵还是不想动锹，就扯由头说：＂小刚来电话了！”二贵知道春分最惦记小刚，年前一听说他打工不回家过年，连腊货都少备了一半。

    春分这回却没把宝贝儿子的电话当宝，只淡淡“嗯”了一声，“哪天他不来一回电话？”二贵只好怏怏下了锹，气不顺使劲就大，一锹翻起一大丛韭菜根来。春分弯下腰，拎起那丛韭菜，用铲子敲散土，把韭菜一根一根理开，剪去根须，往一边放，准备待会排。

    二贵撇了下嘴说：“好端端地长土里，非得挖出来再排进去，当是移栽油菜，能增产啊！”春分不吭气，她知道二贵有情绪，男人的德行得顺了毛摸，惹急了免不了鸡飞狗跳的。二贵又嘟哝：“小刚说，去年形势就不怎么好，那个厂今年怕待不下去了！”

    春分说：“是吗？换个厂也好。地不换茬不长，人不挪窝不旺，儿子想换新环境跟这韭菜地换茬不也一样吗？”一茬一茬剪得齐齐整整的韭菜根，就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话中重新排进了土。

    小刚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打给春分的，小刚说：“娘，我联系了个新厂。新厂离市区远，我不想在厂里住，条件差！”

    春分冷了口气说：“那你回来住吧，家里条件不差，有爹有娘侍候着！”小刚没了声音，挂了电话，小刚听出娘是话里有话。二贵说：“你咋这样跟孩子说话呢？”春分说：“出门在外就要吃得苦，不然啥能耐也不会长！”

    二贵还要说话，春分说：“你忘了去年那畦萝卜啊！”二贵就想起来了，去年入秋时，他把一车鸡粪全肥进那畦萝卜地里，结果腊月里，那萝卜全烧得空了心。

    “莫非你也想让儿子出去几年成个空心萝卜回来？”春分又白了一眼二贵，二贵怏怏地闭了嘴。

    反正春酒是没得吃了，二贵干脆一甩外套，做就做个够，顺手把那行葱也给分了吧！二贵知道眼下分葱还早了点，故意拿话挤兑春分。

    哪知春分一拍手，说：“我正想说呢，这几天听了天气预报，说一周内温度回升，分葱正是时候呢！”

    二贵懊恼地拍了一下脑门，咋睁着眼往枪口上撞呢。二贵毕竟不是懒人，一旦干顺了手，就觉得眼里的活都该干。当春分还在排葱时，二贵抽空回了趟家。春分以为二贵口渴了回去喝茶，没曾想二贵却从屋里拎了水桶和瓢来，他是给韭菜浇定根水呢。

    二贵三两下就把韭菜地浇了，又气喘吁吁扲拎了桶要浇刚分好的葱。

    春分手一伸：“别添乱，这葱不能浇的！”

    二贵很奇怪：“咋啦，韭菜能浇，葱不能浇?”

    春分说：“那韭菜是老根，水分少，老根扎进新土，得定根，让芽吸收水分往上长，这葱就不一样。”

    “这葱就不一样啊?”二贵没想到，种个菜还那么多学问。

    “葱白里水分多，你就是挖起来放一边剪掉叶，过三五天它也会从里面长出新叶的！”春分说。二贵一想也是的，放久了的蒜啊葱啊还真是这么回事，能从里面长出新叶。

    “还有一宗你不晓得，”春分停了一下又说，“这刚分的葱得等上面的叶给太阳晒破叶管，新叶才能钻出来，有时候，环境恶劣点也未必是坏事！”

    “万物有万物的活法呢！”二贵感叹说。

    “所以啊！”春分意味深长看一眼二贵，“我先前才会那样口气跟小刚说话。”

    二贵放下水桶，憨憨地笑，说：“我咋就没想到刚才你是给小刚换茬呢！”

    “你啊，吃春酒吃昏了头，只晓得换酒的茬，哪记得换人的茬！”

    春分说完扛起锹，大步跨过那畦菜地。

    一阵风吹过，新排的韭菜和葱苗舒伸开来，一片新绿呢！

（有删改）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