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女

铁凝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于是，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

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草和蒿的原，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毡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卷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呐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脸。……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鞧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我对婆婆说话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

“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十大集。”

“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

“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

                                             （节选自《铁凝散文精品赏析》）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民心深处有丰碑

于良

    2016年4月12日，李保国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保定市殡仪馆举行。那天清晨，天公落泪，古城含悲，殡仪馆大厅内外聚满了人群……

    采访中，一个细节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李保国去世后，他的手机还不时地传出老乡们的声音：“李老师啥时候来村里作指导啊？”

    山区百姓盼李保国，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李保国没有架子，是个“农民教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手把手地教他们，从没有嫌麻烦。内丘县岗底村农民杨会春，脑子转的有点慢。教苹果套袋技术时，李保国教了一天多，他才学会。以后，再传授技术，李保国都会专门给他开“小灶”。后来，杨会春成了行家，十里八乡的果农都请他当师傅。种苹果再加上技术服务，他一年收入十几万元。

多年来，李保国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多场，培训人员9万多人次，创新推广了36项农业实用技术，帮助山区农民实现增收28.5亿元。

    翻看李保国教授生前的照片，背景大多是村庄和乡亲，而不是书斋、讲台。

    在李保国的心里，农民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去年12月初，李保国正在邢台市做课题研究。一天晚上，前南峪村的农民邀请他去村里作指导。本来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而且从市里到村里，打个来回得半天工夫，但面对邀请，他答应了下来。可是第二天一早，起了雾，高速路封了。随行的人员都劝李保国说：“高速路不知道啥时候开，别去了吧？”李保国说：“村里知道我今天上午过去，肯定都等着呢，还是绕道走吧！”

    在他的指引下，三拐两拐，车子驶上一条窄窄的路，到村里的时候，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下车，李保国就冲着果农们大声说：“今天雾大，高速路封着，国道堵车，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啊！”诚恳地道歉后，他就拿起工具，教大家怎么操作。

    一个知名教授对山里的农民这么谦逊和气，让我十分震撼。

    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有很多这样奇怪的名字：“井陉核桃”“曲阳核桃”“平山苹果”等等。原来，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农民给他打电话咨询事情，又没有说清楚他们叫什么，所以李保国就先这么存了起来，方便随时指导。

    35年来，李保国带领他的团队，打造了前南峪模式、岗底模式、绿岭模式、葫芦峪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山区发展之路。

    这两年，河北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举全省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李保国更忙了。很多地方慕名找到他，给他们的乡镇、村庄作规划。他能多去一个地方，绝不少去一个。

    有一回，在石家庄，他一天之内转了4000亩苹果园。我劝他说：“你这样干太辛苦了！”他说：“通过我的技术，早一年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可以增收4000斤苹果，按一斤苹果卖两块钱算，一亩地就能增收8000元，4000亩地是多少啊？3200万。我一个人辛苦一天的事儿，多值！”

    为了百姓早一天脱贫，他像个“拼命三郎”。采访时见到他的遗物，十几本工作日志密密麻麻记载着他奔波忙碌的行程。仅从2016年1月到他去世的101天里，外出的时间就达62天，行程7860公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依然忙碌着……

    是什么支撑他心系太行、立志扶贫、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操碎了心？是什么支撑他不顾病体、一年行程4万公里、200多天扎在农村？是什么支撑他三十多年如一日埋头耕耘、淡泊名利、不图回报？

    是信念的力量，他的信念就是让贫困农民尽快富起来、让老百姓都过上他们向往的好日子！

    有如此的苦干实干精神，有如此为民的百姓情怀，百姓又怎么能不爱戴他、不尊崇他呢？ 百姓们说，李老师没有走，这漫山的苹果树、核桃树，都是他的心血和汗水化成的。他，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摘编自2016年6月13日《河北日报》）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一梦成功”的凯库勒

张金平

    弗里德利希·凯库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

    1829年，凯库勒出生在德国达姆斯塔德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尽管有些顽皮，但是十分聪明。中学时，就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

    凯库勒在读中学时，对建筑学就很有研究，并展露出才华。他别出心裁设计的三幢楼房的图纸，被他故乡的建筑部门所采用。这三幢楼房建成之后，其构造之精妙，让当时一些有名的建筑师也为之叹服。16岁的凯库勒，从此之后声名大噪，被誉为“少年建筑师”。

    凯库勒在建筑学上的成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筑学专家，并希望他在建筑领域有更大的作为。18岁的凯库勒也按照这个想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森大学。这是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校园美丽、学风淳朴，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所大学还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教授，而且，允许学生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选择他们喜爱的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会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使前行的航船改变方向。自从凯库勒怀着仰慕的情感听了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讲座后，他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凯库勒终于进入了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当了李比希的实习生，这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凯库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通过和国际上著名化学家们广泛交往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化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首先确定了碳原子的四价，提出了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接成链这一重要假说。对苯的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实验事实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核”，6个碳原子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而且排列十分紧凑，它可以与其他碳原子相连形成芳香族化合物。

    他早已测定清楚：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结合而成，但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的呢？凯库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边苦心思考着，一边在纸上不断地画着，试着写出几十种苯的分子式，却又都一一被否决了。

    “到底苯的分子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凯库勒脑海里始终在这样追问自己。

    1865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他试着把苯分子式写成弯弯曲曲的蛇形，但还是不行！他反复思考，累极了。他半躺在安乐椅上，壁炉暖烘烘的，让他感到惬意舒适，慢慢地就蒙蒙眬眬地入睡了……“啊，那是什么？”凯库勒好像看到了六个碳原子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而且那条蛇已经蠕动起来了。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怪蛇被激怒，竟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然后就不动了。凯库勒又仔细一看，“啊，不对呀，这不是一条蛇形成的环，这是一枚六边形的宝石戒指！”凯库勒拾起这枚戒指，想拿起来仔细看看，不小心，“当啷”一声，戒指掉在了地上。凯库勒哆嗦一下，睁开蒙眬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醒来，一切如常，但他在梦中看到的变成环形蛇的苯分子排列顺序还依稀记得。凯库勒匆匆地在纸上写下了梦中看到的环形结构，著名的苯分子式就这样被发现了。

    对于凯库勒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一梦成功”，科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有的说，他是在马车上做的梦，梦见的不是蛇，是六个人跳环形舞；有的说，他是梦见六只猴子，彼此拉住尾巴，形成一个环；还有的说，他梦见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看到她戴着一枚用白银打造成的双龙六边形戒指，等等。总之，无论怎么说，凯库勒确实是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纸上核桃

郑晓红

    ①最初对核桃的认知，是从纸上得来的。

    ②《拇指姑娘》是我小时最中意的一本彩色小人书。一个善良温柔的女人修整好一枚光滑闪亮的胡桃壳儿，用蓝色的紫罗兰花瓣当床垫，用玫瑰花瓣做被子，让小小的拇指姑娘，每晚都在如水月光中睡在摇篮一样舒适漂亮的胡桃壳里。这张舟一样荡荡悠悠的胡桃小床，从小孩儿无限扩张变幻的小念头里荡出去，它旋转着升空，在风中起伏，在云朵里钻进钻出，触碰太阳的火焰，抚摸月光的冰凉……

    ③当父亲把从宁州大原上捎来的核桃放在我面前时，我有点发怔，深感失望，不愿相认。真正的核桃并不是两头尖尖，也没有闪闪发光，核桃壳里面迷宫一样的隔断那么粗糙，即使铺十层紫罗兰花瓣，也不可能让娇嫩柔弱的小美人儿舒舒服服睡在里面，何况，我不是还要乘着它云游天外吗？它怎能长成这样小女孩的白日梦戛然而止，从大地深处生长起来的核桃树姗姗来迟。

    ④胡桃就是核桃。它的原名意味着它庞大的根系原本伸展在异域的土地上。《名医别录》上如是记载：“此果出自羌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移植秦中，渐及东土……”古时的羌胡分布在现今的东欧、南亚、新疆、甘南一带，也就是说，宁州大原并非核桃的故土，而是异乡。胡桃远离故土，唯有“胡桃”这个名字维系着一棵树对故土的渴幕，可是，它连一个名字也无力保有。公元319年，西晋大将军石勒占据中原，建立后赵，成了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出身的皇帝。石勒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入塞的羯族人。他登基做皇帝后，对国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于是制定一条法令：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如此以来，“胡桃”便名姓不保，世人因其长得跟桃核非常相似，于是将“桃核”二字颠而倒之，成为“核桃”。

    ⑤生长在宁州土地上的果木树种里，核桃树的体型是最雄壮的，叶片也是最阔大的。它的躯干里似乎注入了匈奴人强悍健壮的血液，主干雄壮，侧枝粗大，细枝有力，它们向四周伸展，完全彻底地打开身体。它的叶子安然张开，缓慢地调整角度，寻找从繁叶缝隙中漏下来的阳光。每片叶子上都印上了光斑，它们在风中翻动起来，让那些光斑成为嘴巴，似乎在齐声发出沉默的呼喊。在异乡的土地上，它们万众一心地活着。

    ⑥还和其他果木不同的是，核桃树天生就带着雄性气度，不屑于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甚至，它都不屑于开出美丽的花。核桃花，那也能算得上是花吗？绿色的花纽密匝匝抱紧花柱，呈长条形的花絮从枝干上搭垂下来，一条一条的在空中摆动，像跟核桃树没有关系似的。那些絮状的花若是落在你手上，那蓬松的弹性让它似乎动起来了一般，那突如其来的生命气息会吓你一大跳。

    ⑦它的果实未长成时，像患了孤独症的星星孩子，蜷缩在黑暗中，将自己层层包裹。青色外壳是苦涩的，淡褐色内壳是坚硬的，里面，还穿了一层棕色外套。它蜷得紧得不能再紧，一缩再缩，自虐到了极致，将自己蜷成沟壑纵横的模样来。要成熟了，它将自己打磨得稍稍坚强了些，一夜之间，青色的外壳裂开了，但它不肯跳出来，对外面的世界，它心有余悸。人们举着杆子敲过来，哗，它们颤抖着，哗，它们掉下来。要食用它们了，两只核桃放在一起一捏，啪，碎裂的声音惊心动魄。

    ⑧呵呵，我这样描述，让这雄性的果实简直成了一出人间悲剧里的角儿。但在诗人艾青眼里，它可不是这样，他写道——一个个像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甲骨文/也像是黄杨木雕刻/玲珑透剔、变化无穷/不知是天和地的对话/还是风雨雷电的檄文。

    ⑨这样的诗句真让我服气，这才称得上核桃，这来自西域的、流淌着匈奴游牧民族血液的雄性果实。当我自顾自的为核桃流落异乡、更名改姓的命运扼腕叫屈时，一棵核桃树、两棵核桃树、成群成片的核桃树安稳地立在宁州大原上。看上去，它们泰然、大气而从容。

    ⑩宁州的大原很大，很大的大原上已经长了很多棵核桃树，但属于我家的，只有一棵。那棵核桃树是父亲用两节松木换来的，长在宁州西原西沟村我家祖上老庄子的大门口。那棵树大约已经活了好多年，伸进院子的树枝把两间箍窑顶都罩完了。

    ⑪父亲从退休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归宿感。他离开林区，回到老家，将废弃的老庄子重新收拾起来在他的领地里用心栽下小树苗，用他那些年积攒的失去生命的木料交换活着的树木，他还将一片人家废置不用的坚硬光滑的打麦场变成了一块肥沃的菜地……他回到自己的老家，却像奔往异乡，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夫，一点一点地积聚自己的江山。在他的领土上，最气派最让他感到笃定踏实的东西，就是那棵覆盖了半个院子的核桃树。

    ⑫他说，那是绵绵核桃。

    ⑬他说，格格核桃是要砸着吃的，绵绵核桃一捏核桃仁就自己掉出来了。

    ⑭他说，小时候家里的绵绵核桃都是卖钱和待客用的，娃娃只能吃上格格核桃，得用针挑着吃。

    ⑮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在核桃树下走来走去，步子踏得笃定、踏实、满足。

    ⑯对核桃树来说，扎根处即是故乡。对父亲来说，有了一棵核桃树，就找到了故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