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子——林徽因

杨已青

    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 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 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中国女性的偶像。

    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 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 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罗老病重期间还牵挂着《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的编写情况，现在这部分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了，真是莫大的遗憾。”对于罗沛霖去世，数字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难掩悲伤。

    今天上午，两院资深院士、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1天前，罗沛霖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8年的人生旅途。

    罗沛霖被誉为“红色科学家”。早在1938年3月，他就秘密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创建了延安通信材料厂，同时还担任延安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师，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罗沛霖应组织要求，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8年9月，在好友钱学森的推荐下，罗沛霖正式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

    “党派我来留学，要对得起党”的信念让35岁的罗沛霖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的决心，他只用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在努力完成学业之外，罗沛霖还从事着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罗沛霖一直与当时的留美科技人员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他是这个协会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郑哲敏回忆说。在罗沛霖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1950年，庄逢甘、郑哲敏、鲍文奎等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集中回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1950年罗沛霖回到北京。1951﹣1953年，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电子设备生产配套打下基础。

    1956年一个重大任务落在了罗沛霖的肩上。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

    1958年，吴佑寿曾在中科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他回忆说，“罗老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罗沛霖是倡议人之一。实际上，退休后的罗沛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除了致力于软科学研究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科普丛书出版工作，热衷于电子科技人才培养。

    “罗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由于知识渊博，他的意见往往具有战略性。”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身上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编自王飞、李大庆《院士缅怀“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相关链接】①就资历而言他可谓是“三八式干部”（指抗日干部——编者注）；从学历上讲他曾留洋获得过博士学位；而论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头衔”便足以说明一切。更有人把他称作“三士科学家”——战士、博士、院士……（节选自尹传红、骆玫《“三士”科学家罗沛霖》）②“如果一生生活呈波浪形，并不是一往直前，只要一旦改弦更张，努力奋进，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早日认清方向而持之以恒，取得成就。”罗沛霖跨两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总结，或许正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须借鉴的。（节选自李琪《笑容风雨 乐思得失——走近罗沛霖院士》）

启功的坚韧：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

徐可

    ①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坚”“净”二字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

    ②启功出身皇族，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辍学之后，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③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人怀疑过。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

    ④1957年“反右”运动，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失去了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⑤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贴，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

    ⑥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曾经有商人请启功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先生不给商人面子，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有某人为了巴结上司而向启功先生求字，并拿上司来要挟先生，被先生赶出门外。

    ⑦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对原则性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即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说到做到，留下文物界的一段佳话。

    ⑧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他不图虚名，对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

    ⑨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之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

【相关链接】①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启功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先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李兴濂《启功的豁达与幽默》）

②1999年，他（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先生就故意打岔说：“不急，我真不急！”实际上当时启功先生还真的不是“部级”；直到2000年之后，才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震惊！可启功先生对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从来都毫不介意、毫不在乎，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急”。

（徐可《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泊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抵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分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的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地道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