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鲜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会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放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的，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舞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迸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更经得住追问，节目才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罗丹说：“果然！照片说谎，而艺术真实。”这话含意深厚，道理何在呢？

    我们知道“自然”是无时无处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是非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象了。况且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

    但是艺术是否能表现“动”呢？艺术怎样能表现“动”呢？我们拿一张照片《行步的人》和罗丹雕刻的《行步的人》一比较，就觉得照片中人提起了一只脚，而凝住不动，好象麻木了一样；而罗丹的石刻确是在那里走动，仿佛要姗姗而去了。罗丹说：“你们问我的雕刻怎样会能表现这种‘动象’？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我们要先确定‘动’是从一个现状转变到第二个现状。画家与雕刻家之表现‘动象’就在能表现出这个现状中间的过程。他要能在雕刻或图画中，使我们观者能同时看见第一现状过去的痕迹和第二现状初生的影子，然后‘动象’就俨然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是罗丹创造动象的秘密。罗丹认定“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后所深藏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罗丹的世界观，这是罗丹的艺术观。

    罗丹自己深入于自然的中心，直感着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晓得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凭借着物质，表现出花，表现出光，表现出云树山水，以至于鸢飞鱼跃、美人英雄。所谓自然的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物质表现而已。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

    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选自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有删改）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材料一

    智能交通自1973年大力发展以来，早期因受限于通信手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5 -2000年，随着数据传输速度突飞猛进的增长和位置服务技术、通信技术的突破，智能交通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通信技术已经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此时智能交通系统发展主要受限于计 算能力。2000-2010年，智能交通技术全面推进，高清视频、智能分析研判等在城市交通领 域得到全面应用。2010年至今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出行等将会成为智能交通系统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关键方向。随 着城镇化、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面临拥堵、污染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强劲增长，交通供求关系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 锐。而道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仅仅依靠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供给能力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交通问题。智能交通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破解城市交通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智慧化，再到智慧网联，传统的交通运输业不断升级换代。信息化 改造了以往传统公共交通模式，大数据则是引领了整个公共交通行业往精益化发展的新阶 段。以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为例，500亿条数据信息让公交集团能够更加优化资源、实现更 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线网优化配置，同时对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的跟踪管理，以保障司机和 车辆的最佳状态。与此同时，通过分析用户的出行习惯，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关候 车、实时路线轨迹等信息，乃至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智慧化的交通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更能助力城市公共交通提 升运行效率。腾讯2019年复盘了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灯光秀的热力图，发现8万人集中 返回，交通疏导一定是个问题。而利用LBS技术和腾讯生态体系下产生的大数据连接交通 管理部门，有效验证了城市现有公交线路规划的合理性，进行新公交线路的设计，实现对交 通、人流的精准管理。

    材料二

    大数据应用的最核心功能之一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化。从现实来看，因信号控制 不合理导致的通行资源浪费和交通延误十分明显。就控制范围而言，信号控制可以分为单 路口信号控制、干线协调控制（线控制）和区域信号协调控制（面控制）。在模型方面，当前国 内外单路口信号控制从模型到应用已经成熟，干线协调控制也有大量应用型产品和案例，但区域协调控制技术应用案例有限。在系统控制软件方面，目前中国依然主要依靠SCOOT、 SCATS以及美国、西班牙等研发的系统，国内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很少。自20世纪80年 代至今也在尝试建立适合中国混合交通流特性的控制系统。

    对于视频识别技术的研究，由于其算法的复杂度以及目标行为的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一 直比较缓慢。在国外已有成熟的智能视频监控产品，可以在监控系统中实现异常状态自动 报警的功能。中国城市视频监控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每千人拥有的视频 监控数量作为指标，目前中国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北京市每千人拥有摄像头数量为59个，仅 仅相当于英国平均水平的80%、美国的60%。而二线城市摄像头覆盖率更低。据不完全统 计，中国二线城市的摄像头数量为5万〜10万个；三线城市则<5万个。就摄像头密度而 言，三线城市的摄像头密度远远低于10个/千人。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痛点之一。目前数据的碎片化所形成的分割，以 及企业之间的壁垒等，容易造成一种''孤岛”现象，很多数据不能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要使 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和服务模式更加智慧化、人性化，离不开共享数据。

    材料三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卫星经过在轨测试，空间信号用户测距误差达到0. 5m，系统 定位精度达到2. 5m〜5 m。。 除了加快编织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网络之外，我国正在同步开展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建设，形成全国“一张网”，可提供实时cm级、mm级高精度定位服务。

北斗系统应用目前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北斗车联网平台。截至2018年，已经有500 多万辆营运车辆上线北斗系统，车联网平台通过提醒驾驶员超速与疲劳驾驶等信息，使得道 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2017年12月，江西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宁定高速公路建成试运营。在高速公路沿线利用北斗等技术，可对车流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同时整合报警手机定位、路况预判等功能，实现对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置。2017年3月，北京 公交公司基于北斗基础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对公交车发车时间进行调整。上海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建立了智能公交位置服务系统，能够对公交到站时间进行精准预报，误差时间 <lmin，通过公交调度、实时信息采集，降低公交公司10%以上的运营成本。北斗智能支付 方案要求每辆车安装北斗模块，手机安装APP后即可使用支付服务，该模式相对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ETC）、车牌识别技术的支付场景可延展性更强。随着北斗系统应用的推广，力 争把中国的ITS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实时、准确、高效和可靠的综合性交通管理系统。

材料一：

8848.86米——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珠峰是中尼两国的界峰，此次宣布的8848.86米，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这是中尼两国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开展扎实工作最终确定的。几十年来，中尼不仅实现登山队员联合登顶，还在珠峰环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友谊在珠峰见证下结出累累硕果。

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地球之巅的消息传来，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次珠峰登顶和高程测量，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始终无人能够攻克。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那次攀登，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一次担负特殊使命的国家任务。“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有力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摘编自新华社2020年12月9日《中尼元首共同宣布珠峰“身高”有何深意？》）

材料二：

人类对珠峰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是1852年，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共同完成。1958-1960年，我国测量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高程，并开展天文测量，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1975年，我国首次将3米觇标竖立在珠峰山顶，提高了测量的瞄准精度，这是人类首次对珠峰的精密测量，获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之后，我国对珠峰高程又进行了四次测定。2020年4月30日，中国宣布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5月27日，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提供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结束国际上珠峰高程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青藏高原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而一直处在隆升状态，垂直形变约5.3毫米／年。定期对珠峰开展观测，将不同期次的高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是分析该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及形变速度、开展地球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距离2005年最近一次测量已经过去15年。15年来珠峰地区构造运动活跃，尤其是2005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3级地震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地震，都对青藏高原及珠峰地区地壳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重新测定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地区地壳构造、运动规律。全球气候变化也对珠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该地区开展高精度测量，既可为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冰川、地质、水文等研究提供定量依据，也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分析提供科学支持。

（摘编自柳建乔《珠峰测量工作综述》）

材料三：

珠峰高程的确定需要外业进行登山测量并完成珠峰区域数字的传输和内业的测量数据处理等多方面合作。珠峰测高，测算出来的结果，有测也有算。数据处理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算。此次的珠峰水准测量，从日喀则国家一等水准点向珠峰脚下布测了数条水准线路，并且首次将国家高程基准传递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而且在本次测量过程中，人类首次实现了实测珠峰峰顶重力值，还采航空重力测量，连片测量了人类无法涉足区域的重力值。正因如此，这次数据处理中心收集了珠峰及邻近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最新地形数据，总量达1.44亿条之多，远远超过2005年。

本次测量，将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的计算，获取了更长观测时间、更多卫星观测数量的观测数据北斗与GPS数据融合，获取了峰顶雪面精度±0.9cm 大地高成果，与2005年成果相比，精度提高了2.1cm.而且，本次珠峰测量过程中，还首次将5G和北斗结合。

（摘编自2020年12月8日澎湃新闻《探秘珠峰测算背后的数据基地》）

材料一：

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繁殖的趋向，而且各个物种中变异了的后代，可以通过其习性及构造的多样化去占据自然条件下多种多样的生活场所，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更倾向于保存物种中那些最为歧异的后代。这样，在长期连续的变异过程中，同物种的不同变种间细微的特征差异趋于增大，并成为同一属内不同物种间较大的特征差异。新的改良变种必将替代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自然群体了。每一纲中凡是属于较大种群中的优势物种，它更能产生新的优势类型，其结果必然是每一个大的种群在规模上更趋于增大，同时性状分异也就更大。由于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的种群都扩大规模，其结果就是优势类型在竞争中打败了较不占优势的类型。这使大类群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性状分异更趋明显，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物种的绝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有极少数大纲在竞争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优势，而其中所有的生物类型都可以排列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次一级生物群。用特创论的观点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系统下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划归大小不等的类群这一重大事实。

材料二：

达尔文在环球考察中观察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活着13种地雀。这些地雀的喙差别很大，不同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而在辽阔的南美洲大陆上，却看不到这13种地雀的踪影。

这些地雀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物种，从南美洲大陆迁来后，逐渐分布到不同的岛屿上。由于生活在地理隔离的各个岛上的地雀种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突变和基因重组，而一个种群的突变和基因重组对另一个种群的基因频率没有影响。因此，不同种群的基因频率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由于各个岛上的食物和栖息条件互不相同，自然选择对不同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就有差别：在一个种群中，某些基因被保留下来，在另个种群中，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另一些基因。久而久之，这些种群的基因库就会形成明显的差异，并逐步出现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一旦形成，原来属于一个物种的地雀，就成了不同的物种。由此可见，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普通高中生物教科书《遗传与进化》）

材料三：

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摘编自2009年5月27日《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