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和其他文学品种相比，诗的语言最具特点。宋代王安石把诗歌语言称为“诗家语”是有其道理的。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②从生成过程来看，诗有三种：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传播就是从内心走进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无言的沉默。在这一点上，诗和禅相通。禅不立文字，诗是文学，得从心上走到纸上，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有人说：“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在心灵世界面前，在体验世界面前，一般语言捉襟见肘。因此，古人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诗人寻奇觅怪，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

    ③诗家语的特点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诗的内蕴要清洗，诗家语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职。诗是“空白”艺术。高明的诗人善于以“不说出”来传达“说不出”。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可以说，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

    ④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这是诗歌艺术的铁的法则。

    ⑤诗家语在生成过程里，诗人有三个基本选择。第一，是词的选择。诗表现的不是观，而是观感；不是情，而是情感。诗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所以诗倾吐的是心灵的波涛，而落墨点却往往是引起这一波涛的具体事象。第二，是组合的选择。在诗这里，词的搭配取得很大自由。这种组合根本不依靠推理逻辑，而是依靠抒情逻辑，尤其是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常常产生异常的诗的美学效应。同时，虚实的组合也会让诗有了很大的情感容量。第三，是句法的选择。优秀的诗在句法上都是很讲究的，许多名句和句法的选择分不开。从散文的眼光看，诗句好像不通，其实妙在不通。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轻轻的我走了”，词序是倒装的。（摘编自吕进《“诗家语”的审美》）

    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何谓“道统”与“治统”?简单来说，前者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思想传统。后者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的传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几千年里基本上“天下所极重”。儒家思想自有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强大到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深厚的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艰辛的却很少。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与中国境遇相似，但它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向现代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I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的丧钟，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终结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摘编自叶帆《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材料一：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危机淘汰了很多落后的，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正是危机的不断刺激，才有世界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才有不断地创新。中国不得不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依然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技术是人家的，中国依然在一个极低的层面加工产品，而且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资源和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挣不到很大的利润，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负担会很重，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或者核心应该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材料二：

    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要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摘自李晓华《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

材料三：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为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其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企业更依赖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摘编自张厚明《“中国制造”走“品牌强国”道路》）

材料四：

    今天，当世人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制造正在把优质、精品、创新等关键词刻印在铭牌之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作出重要论述。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突围破局之路，可以体会中国制造被赋子的新的时代定义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制造，当以品质为生命，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的地位就无法确立。像对待生命一样重视品质，以工匠精神锻造世界品牌，中国制造才能焕发新的生杋活力。中国制造当以人才为根本，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编自辛识平《新定义“中国制造”》）

有读不懂的诗，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文/臧棣

    大多数情形下，读不懂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爱国斯坦的相对论，对有些人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在诗歌的阅读史上，很多所谓难懂的诗，对另一些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难懂的。可以说，读不懂的情况，原因完全在于个人。这种情形下，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感到极其懊恼：天下怎么竟然有我读不懂的诗。懊恼的极端，是把不良的阴暗的个人情绪怪罪于诗的作者。这种行为，涉及一种人性的恶劣。每个人的智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不过分自恋的话，他怎么能自信到以为能理解所有类型的诗呢。真读不懂，最好问问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这确实有点难，因为这涉及我们愿不愿涉足心灵的自性和自省。

    第二种，读不懂，但是觉得这恰恰预示着一种人生的机缘，心智的挑战。嘿，普天之下，竟然有让我费神的诗。那我倒要好好深究深究了。通过扩展阅读和更耐心的体会，大多数曾经让人感到难懂的诗，其实都不是那么难懂的。读不懂，就诗的阅读而言，就人性的自我改进而言，其实是我们的一次机缘。

    第三种，读不懂，就阅读而言，一定是相对的。大部分好诗，最终都是能读懂的。就诗歌文化的道德性而言，如果有的诗，确实读不懂，那么，主要的责任不在于诗人，而在于诗的批评没有尽到责任。

    第四种，对于读不懂的诗，最好能怀有一点深刻的同情心。在我们的历史语境里，如果真有读不懂的诗，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诗的晦涩，是个人对普遍的堕落和麻木的一种必要的防御术。就像德国人阿多诺表露过的，诗的晦涩，是给这个世界的麻木的一记耳光。

    理解诗歌非常重要。如果愿意努力的话，理解一首诗能带来非常大的生命的愉悦。但由于人类个体的差异，以及人的理解力本身的局限，从文学行为学上看，理解诗歌，在我们和诗的关系中其实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但目前流行的诗学理论从来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如果缺乏对诗歌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态度，那么，理解诗歌本身就有可能招致一种令人懊恼的状态。

    其实从阅读行为上看，读者作为个体，其阅读活动是很有限的；而诗作为世界性的存在，则是浩瀚的，多样态的。这样，即使一个读者的理解力再强悍，面对诗歌的丰富性，他总会在有些诗歌面前，感到力不从心。这原本很正常。但在我们的阅读文化中，这种力不从心，经常会归纳为诗的晦涩。其实，这不是读者本身的错，也不是诗本身的错。正确的态度是，作为读者，必须知道诗的晦涩，大多数情形中，恰恰是自身的阅读经验抵达诗歌认知极限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读者足够慧心。其实应该感谢诗的晦涩。

    诗人得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读者得到、接触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则越来越短。付几十元，就能买到一本诗选；在互联网上，几分钟内就能搜索到想读的诗。这就导致了人们在接触诗歌方面巨大的失衡。由于获得诗歌的时间太短，读者，特别是缺乏耐心和同情心的读者，就会把读诗行为降格为一种肠胃蠕动，在这种阅读惯性下，读诗所涉及的审美反应已简化为一种生理反应，不幸的是，大多数所谓的诗歌批评都是建立在这种生理反应之上的。所以，诗人对批评的反感或憎恨，作为一种文学的直觉，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选自《诗收获·2018年春之卷》之《诗道鳟燕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