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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部编版高中必修下册语文13.1《自然选择的证明》同步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繁殖的趋向,而且各个物种中变异了的后代,可以通过其习性及构造的多样化去占据自然条件下多种多样的生活场所,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更倾向于保存物种中那些最为歧异的后代。这样,在长期连续的变异过程中,同物种的不同变种间细微的特征差异趋于增大,并成为同一属内不同物种间较大的特征差异。新的改良变种必将替代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自然群体了。每一纲中凡是属于较大种群中的优势物种,它更能产生新的优势类型,其结果必然是每一个大的种群在规模上更趋于增大,同时性状分异也就更大。由于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的种群都扩大规模,其结果就是优势类型在竞争中打败了较不占优势的类型。这使大类群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性状分异更趋明显,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物种的绝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有极少数大纲在竞争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优势,而其中所有的生物类型都可以排列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次一级生物群。用特创论的观点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系统下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划归大小不等的类群这一重大事实。

材料二:

达尔文在环球考察中观察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活着13种地雀。这些地雀的喙差别很大,不同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而在辽阔的南美洲大陆上,却看不到这13种地雀的踪影。

这些地雀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物种,从南美洲大陆迁来后,逐渐分布到不同的岛屿上。由于生活在地理隔离的各个岛上的地雀种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突变和基因重组,而一个种群的突变和基因重组对另一个种群的基因频率没有影响。因此,不同种群的基因频率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由于各个岛上的食物和栖息条件互不相同,自然选择对不同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就有差别:在一个种群中,某些基因被保留下来,在另个种群中,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另一些基因。久而久之,这些种群的基因库就会形成明显的差异,并逐步出现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一旦形成,原来属于一个物种的地雀,就成了不同的物种。由此可见,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普通高中生物教科书《遗传与进化》)

材料三:

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摘编自2009年5月27日《科学时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自然系统下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划归大小不等的类群这一重大事实推翻了特创论的观点。 B、原属于同一物种的地雀分居于不同的岛屿,久之,因基因频率发生不同的变化形成生殖隔离,而成为不同种类的地雀。 C、即使是科学家,最初也因达尔文不能详细描述遗传机制而难以接受自然选择学说。 D、木村资生提出“中性学说”,并指出分子和形态两层次的进化仍是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优势种群类型通过规模扩大去获得发展优势,但因地球生存空间有限,最终却会因过度繁殖而灭绝,恐龙即是此例。 B、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进化是渐进式的,而一些古生物学家则认为进化是爆发式突变的。 C、达尔文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产生了困惑,他坦率地提出来,体现了严谨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 D、“综合进化论”观点之所以成为进化研究领域的共识,是因为它综合了进化论各种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3)、结合以上三则材料,谈一谈“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为什么会“似乎不可动摇”。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郕王监国,令同商辂入阁预机务。闻继母忧,力辞,不允,乃拜命。释褐逾年参大政,前此未有也。天顺元年,徐有贞既得罪,岳正、许彬相继罢。帝坐文华殿召见时,曰:“汝非朕所擢状元乎?”时顿首。明日仍命入阁,兼翰林院学士。阁臣自三杨后,进退礼甚轻。为帝所亲擢者,唯时与正二人。而帝方向用李贤数召贤独对贤雅重时退必咨之时引义争可否或至失色贤初小忤久亦服其谅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慈寿皇太后上尊号,诏告天下。时欲推恩,贤谓一年不宜再赦。时曰:“非赦也,宜行优老典。朝臣父母七十与诰敕,百姓八十给冠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贤称善,即奏行之。门达构贤,帝惑之,曰:“去贤,行专用时矣。”或传其语,时矍然曰:“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贤去,时不得独留。”语闻,帝意乃解。五年得疾在告,逾三月,帝趣赴阁视事,免朝参。疏言:“光禄寺采办,各城门抽分,掊克不堪。而献珍珠宝石者,倍估增直,渔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优诏褒纳。畿辅、山东、河南旱,请免夏税盐钞,及太仆寺赔课马。京师米贵,请发仓储五十万石平粜。并从之。时以旧臣见倚重,遇事争执无所避。而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贵戚畹,上下壅隔,时颇怀忧。时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国,持正存大体,公退未尝以政语子弟。有所论荐,不使其人知。燕居无惰容,服御俭约,无声乐之奉,非其义不取,有古大臣风。

   (节选自《明史·彭时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赶超美国同龄人》)

阅读下而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现代文阅读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  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 黎 东  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  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 文公》亦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二者都高度评价了墨学的显赫地位。

先秦诸子中,各家学派对于科学技术多持排斥的态度,而墨家则不然,墨家学派重视对自 然科学的研究和对应用技术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思想。墨家科技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社会 生产实践为墨家科技思想的沉淀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和直接的思想刺激。同时,墨家的科技思 想,与墨子及其弟子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分不开,体现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结合。墨家 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一身兼具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和科学理论家的素质和品格。他在力学、光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科学观察和实验活动。墨子 是手工机械制造的能手,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熟悉生产技术工艺,有率富的科学技术知识。

墨家的科技思想主要体现在《墨经》中。《墨经》由《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组成,保存了墨家学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反映 了墨家的科技活动和实践,是研究墨家科技思想的重要依据。墨家的科技思想,以生产实践为基 础,以概念和理论分析为手段,既有浓厚的实践性、实用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墨家 科技思想的核心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主张从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出发,研究利用自然法则。《墨经》总结了辘转、滑车、车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提出利用杠杆、斜面 移动重物,提高生产效率,减轻体力劳动负担。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 谓之拙。”墨家认为衡量手工技艺、发明创造的价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即 所谓“功,利民也”(《经上》35条)。这突出地表现了墨家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

墨家的科学思想是建立在实验科学和科技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不乏 重大的科技发明,但是却缺少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归纳的思维。墨家既能从实践 中获得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引入实验的环节,如光学投影和成像实验、小孔成像实验,虽然比较粗糙,但它们表明墨家已建立了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 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墨学的贡献。”

墨家的科技思想与其“巧传则求其故”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对科技知识采取一种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相似的态度。《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 技巧,求即求取,探究。求其故,是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询问为什么,揭示原因、 本质和规律,从而将手工业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这句话道出了墨家建构科学、形成理论 的过程、方法和机制,说明墨家具有高度自觉的科技理论意识和科技思想。

面对变化的自然界和各种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墨子认为正确地描述其然,摹略万 物之然和探究其所以然是科学活动的基本目的、指向。墨家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是基于对自  然现象的反复观察而作出的客观记录。《墨经》中的每一条科学知识都有其立论依据,都用 “说在……”的形式,阐明其所以然。这种对事物所以然的追索,必然能够促进研究的深 入和科学的进步。墨家认为,人之所以能知,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发挥这种能力,才能  获知;强调只有感官与事物接触,再加上心的活动,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得到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取材于陶贤都《先秦墨家科技思想论析》)

材料二:

墨子以桔槔机起重的力学原理,揭示了“举之则轻,废之则重”的力学规律性。

《墨子· 经下》说:“举之则轻,废(放)之则重,若石、羽,非有力也。”

当用桔槔机举起重物时,重物似乎显得很轻,犹如举起一根羽毛似的,毫不费力,而 当把重物放下时,反而显得很沉重,就像放下一块大石头一样。这并不是由于驾驭桔槔机的人的力量大,而是因为机械的作用与力学的功能。桔槔机的构造原理,是用一横杆AB系 于一立柱上端(支点为0)。墨子通过反复实验,知道以桔槔机起重之所以能省力,是因为负重(P)的 A0端(本)比作用力(F)的 B0端(标)为短。如下图所示。

《墨子· 经下》总结说:“贞(负)而不挠,说在胜。”物体负重能够不倾斜,是因 为可以胜任重量。

《墨子· 经说下》说:“衡木如(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 挠,极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 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横木增加重量能够不倾斜,是因为可以胜任重量。在横木上左右移动支点,没有加重却倾斜了,那是因为失去了重心不能胜任重量了。在横木的一边加上重量,这一边必定下垂,因 为权和称物的重量是成正比的。横木平衡,那么本方 (A0)短而标方 (BO)  长,即动力臂大于阻力臂,这时如在两边同时加上相等的重量,则标方必定下垂,因为标方得到了秤锤加重的力。

墨子关于秤杆平衡原理的认识,与阿基米德所阐述的杠杆原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取材于杨武金《墨子的科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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