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减弱。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成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日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在鄂尔多斯市开幕。防治荒漠化，中国不仅有决心有理念，更有行动和成就。

    山西右玉县十几任县委书记坚持一张绿化蓝图绘到底，将“不毛之地”改造成了“塞上绿洲”。河北塞罕坝一代代务林人薪火相传，55年矢志不移，营造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

    荒漠化的治理不仅仅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每一位地球村“村民”的合作和改变，丢掉“环保与我无关”的冷漠思想，积加入绿色生活大军，为荒漠化治理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荒漠化治理的科技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治理的效果，而且具有科技含量的防治荒漠化方案，也更能引起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比如运用卫星数据来观测荒漠气候状态，实时监控荒漠化程度，做到统筹布局；建立各地网络环保留言箱，组建专业环保团队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行建议进行摘选和应用。

（摘编自《贡献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方案》，2017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材料二：

    不同于以往传统的防沙、捕沙等“防卫式”的治沙理念，鄂尔多斯另辟出一条“主动出击”的治沙和用沙之路。日前，记者参观了鄂尔多斯市一家环保砖厂，该砖厂通过“吞食”风积沙和工业固废，并在隧道窑中进行烧制，加工制成可用于建筑原料的新型环保市政砖，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就益的“双赢”。将风积沙用作建材产品原料，开创了国内砖瓦行业的先河；变沙漠为资源，变荒为宝，也开辟了沙漠治理的新路径。

    内蒙古自治区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的一半，和四大沙地的全部。沙漠资源的“成灾”和“成宝”决定着内蒙古沙漠的命运。展开对沙漠风积沙的工业化利用，生态化治理，也有利于建设中国北方绿色生态屏障，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防治。

（摘编自《鄂尔多斯生态工业治沙新举措》，2017年9月20日中国日报网）

材料四：

    日前，全国近35%的贫困县、近30%的贫国人口分布在沙区。沙区是中国生态治理的难点，也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在不断的机制创新中，中国寻找到制服“沙害”的秘诀，找到了打开沙漠黄金宝库的钥匙。全民治沙在为沙漠增绿的同时，培育出林果业、养殖业、生态旅游业以及加工服务业等诸多产业，增强防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凝聚起一种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将治沙和治穷相结合。在中国，沙漠没有被看成一个问题，而被视为机遇，即在绿化沙漠的同时带来就业、减贫的机遇，这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具有启发意义。”加纳环境科学与技术创新部副部长帕特里夏·安佩安格说。

（摘编自《共享荒漠化防治经验、构建生态安全共同体》，2017年9月1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谣言从原来的人际点对点传播演变成了点对面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加恶劣。

    肆无忌惮地传播谣言，不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消解难得的社会信任，甚至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国家的安定团结。当虚假信息和谣言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谁能为它们的飞速传播踩下刹车呢？

    动物园的大象丢了！这个怎么听都像魔幻电影情节的网络谣言，就发生在五天前。据北京警方发布的通报：本月10日，一网民在网上发布的“海淀区动物园丢失一头大象”的警情通报引发了关注。经核实，这个消息是谣言，造谣人员毛某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打击虚假信息和谣言，尤其是网络时代下的虚假信息与谣言，需要多个体系一齐发力才行。一是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无论是刑事法律还是民事法律，都有相应的规定，只是需要进一步细化。二是加快诚信建设，诚信不单纯是自律。比如网民自律、企业自律，更多的是能够把诚信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央广网”，《打击网络谣言需要社会合力踩下刹车》）

    材料二：

    材料三：

    近日，由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主办的“医疗健康信誉管理专题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陈啸宏强调，诚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医疗健康行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民健康至关重要。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疗信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振华指出，信用医疗具有深厚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特别是在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医疗健康行业的信用管理，涵盖主体机构和个人行为，对于机构而言，信用管理有利于强化诚信在内涵建设中的基石作用，提升主体机构的社会品牌价值及行业影响力，提升个体公共道德观。

    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广以公共道德为标准，运用市场手段，使失信者接受社会的“惩戒”，不失为我国医疗健康信用体系建设的前置措施，将有利于受戒者的教育与回归。独立的第三方信用管理专业机构及其开展的医疗信用评价认证工作具有独特作用，对加强社会监督，增强医疗健康机构与患者的信息透明与互动，客观公正地展示行业诚信情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新华网”《以信用医疗为基石，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材料四：

    日本的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是“诚实”二字；到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日本很多学校的校训都有“诚信”二字，如东京文京女子中学的校训是“诚实、勤勉、仁爱”；横滨翠陵中学的教育方针是“自立、诚实、实行”；泰星中学的校训是“诚实，品位和刚毅”，校长解释说，诚实就是对所有人都要以诚相待，有品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诚实，因为诚实，所以要一诺千金，以坚强的意志实现诺言。

在描述德国人的性格特点时，“严谨、诚实、守信”是经常被提到的字眼。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在德国城镇的十字路口随处可见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据了解，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

    材料一：

    近些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智能手机在学生群体中迅速普及，并由此引发了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干扰课堂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加之青少年近视率的居高不下，使很多人将目光聚焦到手机上。是全面封禁还是合理引导，是刚性约束还是柔性管理？围绕权利与秩序、规定与情理、被动与自觉，小小的手机引出困扰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大课题。在国际上，尽管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进行立法尝试，但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是因势利导还是一禁了之，成为考验学校和教师理念与智慧的考题。

    应该看到，数字化、智能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心智尚未成熟、自制能力仍相对较差的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利弊参半。其利，一目了然。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学生借由智能手机可便捷地获取各类资讯。教、学、评、测等环节均可基于实时反馈和数据分析及时完成，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推动个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其弊，也清晰可见。部分学生沉迷于手机不能自拔，成了校园里的“低头族”，分散了注意力、干扰了教学秩序、影响了视力和身心健康。更为严重的，还有部分学生因沉迷网络世界导致心理疾患，或受不健康内容的诱导误入歧途。

    （摘自赵婀娜《用“教育思维”管好校园手机》《人民日报》2019年2月25日）

    材料二：

    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早在2007年就已上线。2009年，“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开始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电脑上预装；2011年，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启动。此外，《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等法规，也对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系统做了具体规定。

    一些大型游戏厂商近年来也开始尝试利用人脸识别、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未成年人游戏消费提醒、“宵禁”等技术手段，对未成年用户游戏行为进行管理。

    腾讯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负责人、腾讯互动娱乐用户平台部总经理郑磊介绍说，目前腾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大致分两大产品线：一是游戏健康系统，该系统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在所有腾讯游戏产品中监测、管理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如13岁以下用户每天限玩1小时，每天21时至次日8时之间禁止玩游戏，13岁及以上未成年用户则每天限玩2小时等。二是成长守护平台，围绕“家庭守护”“师生互动”“自我管控等推出相关的游戏管理产品和工具，邀请家长、老师共同了解孩子游戏行为，商量控制游戏行为方案。

    （摘编自彭训文《上线运行12年，“疏堵结合”咋实现？》，《人民日报》2019年7月1日）

    材料三：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提醒，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摘编自郑海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城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是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围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热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来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著，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亂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