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并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

                                                                                                                 （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大气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叶笃正

    1945年，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前往美国，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叶笃正的弟子黄刚说：“叶老最受益的就是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在中国，一般是老师讲，学生听，但是在国外，老师讲的同时学生会经常打断老师，提出疑问。罗斯贝重视事实，一切都从事实出发。他总是朝前看，视野开阔，不是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这种治学方式后来也延续到了叶笃正身上。1949年，叶笃正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虽有高额的年薪，但是叶笃正选择了离开，他对导师罗斯贝说：“我觉得新中国是有希望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20世纪50年代中期，叶笃正在研究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强西风向东吹，青藏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屏障使它们的位置比较稳定，越往东走，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

    过去，人们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始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动力学因素，只考虑它的隆起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叶笃正开创性地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在冬天是一个冷源，其影响几乎波及半个地球。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从此，让叶笃正享誉世界的青藏高原气象学建立了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气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大气环流。为了改进和提高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从观察事实和理论分析出发，系统地开展了对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的研究。在研究中，叶笃正提出了北半球冬季西风带阻塞形势演变的机理和预报这些演变过程的关键指标。这个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冬季寒潮爆发的预报准确率，而且为研究冬季西风带大气环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叶笃正和他的合作者撰写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书中指出，大气环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内在的整体。并且，在形成这个整体的过程中，除了像太阳辐射和地球旋转这些外部因子外，大尺度扰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被公认为国际上大气环流动力学最早的著作。1958年，叶笃正等科学家比国际上早20多年提出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转换的突变性；他最早注意到阻塞高压与东亚天气的关系，是对阻塞高压形成做出满意解释的第一位气象学家，而国外在15年后的1976年才注意到阻塞高压与北美异常天气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在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1981年他在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真锅淑郎进行合作研究时，提出了地球表面由于水分平衡造成的湿度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这是最早的有关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相互作用的理论。

    叶笃正善于从别人不经意的发言中捕捉到重要的科学问题。在一个讨论会上，当讨论到人类活动如何使气候恶化时，一位科学家提出，不要只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序”的人类活动也可以使气候向良性方向变化，甚至可以起到改造局部气候变化的作用。叶笃正立即抓住“有序”这两个字说，这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命题，并立即组织发表了有关有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可能起到良性效果的论文。对此，有科学家表示，叶笃正的观点是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的。人类应该如何从宏观尺度上布局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等，这是具有生命力的陆—气相互作用研究。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选自王学健《叶笃正：风起云飞展浩荡》有删改）

【链接材料】

材料一：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百度百科

材料二：“叶老喜欢野外科考，总要亲自到实地察看。”叶笃正的学生黄荣辉院士回忆说，直到87岁高龄时，他还不顾条件艰苦，亲自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察看新建的气象观测站。

——新华网

材料三：叶笃正曾说：“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的学生超过我，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