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大师金岳霖

    1926年赵元任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从来就没有学过逻辑的金岳霖居然瞎子摸象一样地教起逻辑来。直到五年后，金岳霖才到哈佛大学跟谢菲教授真正地学习逻辑。当谢菲听说金岳霖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逻辑，不由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逻辑。身为哥大博士的金岳霖当时要在清华教书并不难，他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这不啻于一场冒险，如果不是出自天真爱玩的天性，我想没有人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连学问都可以拿来玩，而且还玩得这么好，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如何率性天真的人，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有时候兴起，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在绘画领域，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也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音乐方面，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的真传。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这简直就是魏晋名士的“扪虱而谈”了。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橘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它们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一样。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胸无城府，但又绝不单单是“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晚年的老金工资虽然高，但是每个月下来却很难盈余，因为他的钱除去生活费外，还要交党费，寄回老家一些，付保姆、厨师和拉车师傅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老金竟然连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都预备下了，老金认为自己给这两位师傅终身工资，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以保证两位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后来，这两位师傅果然领着老金的钱直到去世为止。

    这就是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却总是干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逻辑是最为理性的学科，而老金却是最为感性的人，感性的让我们感动。

（选自潘剑冰《民国课堂》，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其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得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潘剑冰《民国课堂》）“文革”中，“革命派”不准金岳霖用公车，让他坐运货板车去医院检查眼睛。本想揶揄一下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潘剑冰《民国课堂》）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 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

    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竞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温儒敏，他的青春时光，同自然灾害与各种运动正面相逢。年少的他千方百计地搜罗来《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与和平》……享受着“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在一个果腹都困难重重的年月。

    正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大学时代的温儒敏嚼透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二十四史》等书与艰深晦涩的政治经济学。

    温儒敏始终记得50年前的那堂现代汉语写作课。彼时，他还是人大语文系的新生。一个睡意阑珊的午后，众人耷拉着昏沉的脑袋，心不在焉地看老师将一篇文章抄在黑板上逐句剖析。温儒敏猛地凝神，发现那竟是自己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被批得体无完肤。那堂课上，他发誓要将文章写得最好，于是，突围回书丛，细细揣摩佳作。后来，果真成了班上第一个在《光明日报》署名发表文章的同学。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他一边在山东大学授课，一边指导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既要主持语文教育研究所工作，还要负责国家语文教材的编写。他拒绝应酬，不理一切嘈杂。遴选研究生时，他总要先问：每天上网能不超过一小时吗？能，再选我。

    镜春园82号，是温儒敏曾经的居所。小院离学生公寓不远，学生若想登门拜访，无须走“电话预约”之程序，直接叩响门环便是。年轻身影的频繁造访，他丝毫不觉得厌烦，倒常倾上香茗招待。师生围坐在东厢房，青砖屋顶上飘荡着热切的谈议。学生若是生着病来的，总能在这里吃到一碗热汤面。那时，温儒敏的月薪不过五六百元，除去日常开支并不宽裕。一碗面条，已是最好的招待。

    张颐武、戴锦华等年轻教师，才华横溢，发表的作品甚多。但在正统严肃的老前辈看来，过高的产量会影响学术质量，每逢职称提升必受阻。温儒敏如同老父亲替孩子求情般，挨个叩响评审委员的门：“这些孩子是作家型的学者，能活跃中文系的文气，咱们是得要厚重的底蕴，可也得有活跃的思维不是？郁达夫当年还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但咱们依然能从他笔底咀嚼出人性真味呀！”

    温儒敏说，做学问是绕不过笨功夫的。每读到颇具启发的观点、字句，便要求自己尽数抄在卡片上，以备后用。机械的誊写，实在太容易厌烦。但他觉得，这是磨性子的过程。心性，就是靠笔尖一点点剔去了浮躁，磨砺得沉静。当年，温老为写一篇文章而抄写的卡片，竟有五百张之巨——叠摞起来，相当于五部英汉词典的厚度。它们所浓缩的，又该是多少文献？

    这份严苛，摆脱不了王瑶先生的影子。有一回师生讨论会，温儒敏谈自己关于左翼文学的思考，王先生突然岔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子夜》写于哪一年？温儒敏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大约是30年代初。王先生一眼看穿了他的躲闪与犹豫，毫不留情地批评：“基本的史实是不可模糊的，这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几乎没有一个细微的疏漏，能从王先生凌厉的目光中逃脱。从硕士到博士，温儒敏被这严厉的烟丝味熏了7年。

    他宁在枯燥中泅渡，也不满足于被浅易的讲解喂饱，永远警惕速成求知带来的“阅读”幻觉。在他看来，速成的潦草敷衍，足以轻易抹去求索过程的魅力。不亲自读过沈从文，只从后人的转述中草草记了几条生平事迹，将其“融写实、象征于一体，语言单纯而又厚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文章风格背得滚瓜烂熟，好像也懂很多，却永远不懂翠翠眼底那份澄澈的纯情，不懂湘西边陲繁密的虫声与银白的月色，无法在泥土味十足的描述中品悟世态人心。

    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后，温儒敏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召开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会议，助力基础教育。彼时的温儒敏，一没经费，二没立项，三没任务，全凭一腔回馈社会的诚意。十余年间，他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还承担了教育部的“国培”计划，专门培训全国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至今已有20余万人从中获益。

    从课标的理论阐释，到教材编写的设计意图，从儿童文学的生态危机，到中小学教师如何备课……温儒敏博客中，几乎全部文章都为聚焦教育而作。

（摘编自201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选自《南方周末》2019年3月2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