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发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遥望费孝通

    ①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

    ②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③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

    ④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

    ⑤费孝通晚年，在“行行重行行”的忙碌生活中陆续写了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深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当年洋溢着的“兢兢业业的学风”的神往，对“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的眷恋。更可以听出他对当今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事的隐忧。

    ⑥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历经磨难，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在众多的光环面前，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⑦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⑧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⑨在北京大学，费孝通自称旧燕归来，未名湖周围很安静，适合回忆和展望一点什么，这里有他年轻岁月的美好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就是现在这个校园，后来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兼并了。七十岁以后，他回归“旧址”重建社会学，到了这个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以为他就是上上课而已，可是他人坐在校园里，心里却想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村，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1998年前辞去所有职务，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可以放下一切。他没有停止行走，还保持手拿纸笔记事的习惯，依旧说：“我是来学习的。”一位接待过费孝通的定西市领导石晶说：“这是一种消失了的文人气度，老而好礼，模样可爱。”

    ⑩当时中国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⑪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对芝加哥大学派克学派的描述，他似乎又重回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象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⑫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音，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⑬遥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这位书生心中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从此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留下了标记为费氏的一行足迹，一门学问，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时间无多了，生命可曾有永恒？费孝通回答说：“生命如他所言，‘但愿我这滴乡土水，融归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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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6月中旬，位于赣中泰和杏岭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内，大学教授姚名迭与在校学生一起组成战地服务团，怀抱着“爱国岂敢后人”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地奔向抗日战场最前线。这群平时“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在7月7日与日军短兵相接于新干石口村时，充分展现出了中国丈人的坚强与勇敢。团长姚名达身先士卒，率领团员奋勇杀敌。最终，姚名迭与另一名团员吴昌迭，不幸以身殉国。

    1905年出生的姚名迭，以身殉国时年仅38岁，无怪乎吴其昌、顾颉刚等昔日同窗师友无不感到突然与惋惜。姚名达去世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协助导师粱启超记录整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以及自著的《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等。从学术的发展看，从来就是可以有天才的科学家，天才的文学家，却不可能有天才的史学家的。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浮的文科教授而言，38岁正是迎接学术上更大发展、更大辉煌的学术年纪。而根据王咨臣先生的整理，姚名达实际上也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宏大的规划，他计划要完成《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等著作。其中，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姚名达甫入清华便立下的宏伟志愿。即便是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只有这部《中国吏学史》才称得上不朽。姚名达的逝世，使得他的《中国史学史》只留下了一部1934年的油印本讲义稿，一直未能出版，后世治史学史之学者遍寻不得，皆扼腕叹息不已。

如果不是1932年的那场炮火，姚名达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本来是有可能完成的。1929年3月，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和著作外，还积累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要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历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

    在伦理学上有过一个经典的问题：爱因斯坦正在写他的相对论，但是隔壁有一场火灾，邻居有个又老又丑、行将就木的老太太需要救护，爱因斯坦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每一个人对这个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但按照康德的哲学回答，爱因斯坦就是要去救，这才能显示出绝对命令，显示出人的高贵。姚名达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选择。

    1932年的2月8日，在无桌无椅的困境下，姚名达写信给胡适：“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1933年，名达与第一任妻子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1937年8月，姚名选与妻子巴怡南一起，将他们订婚的戒指捐赠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1942年7月，在樟树抗战前线，面对旁人的劝阻，姚名达毅然决然地答道：“唯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如此一步一步地，姚名达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哲学问题！那才是一个性情人应该做的事情！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69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