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幽默

    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是美国的幽默大师，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是一位划时代的作家，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对美国文坛的统治，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的高超幽默、机智与名气。当然，马克·吐温也说过：“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坚持30年。”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

    马克·吐温的笔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魅力，能驾驭巧妙的语言，把粗俗的市井生活变得意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在成名作《卡县名蛙》中展示了他透彻的洞察力，让人想到中国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卡县名蛙》是一篇赌徒轶事，作品中小斗狗和跳蛙分别与当年美国两大党头面人物同名。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卡县名蛙》)

    在《卡县名蛙》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对人类性格的一种轻松乐观的职业兴趣。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心理从希望走向幻灭，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马克·吐温的作品变得沉重起来，笔触犀利无比。

    ……

    马克·吐温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决不缺乏一个智者的同情心。对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那对良心未泯的老者，《三万元遗产》中那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夫妻，我们笑过之后，感到的是悲悯，而不是鄙视。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的美国味道很足，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因而男女老少都喜欢读。

    然而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在东部批评家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重要作品出版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黑奴孩子吉姆和白人孩子哈克在逃往“自由洲”途中所遇到的种种“意外”，描绘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贫困和凄凉，严厉地谴责了种族压迫的罪恶行径，劝告和教育美国人民，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黑人。马克·吐温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豪威尔斯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完整地了解美国现实；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

戎马书生曹聚仁

    曹聚仁常说自己要远离政治，可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曹聚仁就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 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 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国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前往香港写作。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那些日子，他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不遗余力。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 并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这是知者之言。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 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曹聚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 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也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摘编自柳哲《曹聚仁的“三不朽”》等）

相关链接

①曾聚仁（1900 -1972），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②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 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陈国军《曹聚仁的三重境界》）

③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 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韩三洲《晚年曹聚仁》）

我为何写作

余华

    ①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②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③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⑤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将我调进了文化馆。’

    ⑥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在文化馆里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由自在和幸福。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⑦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⑧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说明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的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⑨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有删改）

相关链接：

余华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

    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