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于隐居的态度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积极推销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使得孔子和隐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并因此遭到当时隐士（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的嘲弄。他强调社会伦理关系，尤其强调君臣大义，这种思想和彻底回避社会的隐士思想大异其趣。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隐居不是孔子的选择。“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正是为了“行其义”才积极入世的。

    但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孔子认识到一味地进取对于个人非常危险，而且很可能会损害大义。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的隐居理论作为自己进取思想的一个补充环节。

    避祸是孔子隐居理论的最低层次，“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都是讲在乱世之中远离政治旋涡，明哲保身。孔子如此强调“邦有道”“邦无道”，并不仅仅是从消极避祸的角度立论，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孔子的出仕是为了“行义”，如果不能行道，则要停止出仕，否则就会损害道德。孔子主张的隐居并不仅仅是避祸，而是为了坚守道义志向，这样的隐居是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在孔子看来，是否坚守道义是检验品质的试金石，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也被孔子视为评价古代隐士高下的标准。

    如果没有隐居，孔子“守死善道”的主张就可能遭到政治阻挠而不能一以贯之。这样看来，隐居实在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出仕相辅相成。由此，孔子把人的一生中出仕和隐居两种基本状态都包括进来，从而把他的道德人生原则一以贯之。他的学生原宪深明老师这一思想，后来就隐居了。原宪很穷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学道而能行之的人，并批评子贡。

    但是，孔子主张的隐居是有限度的，只回避无道的政治，不回避人类社会。这和后来庄子的隐居理论很不一样。当长沮、桀溺嘲笑他是避人之士，不是避世之士时，孔子告诉学生们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天下有道，就不出来做事。这和“有道则见”似乎有矛盾。但是，从隐居能够考验士人的道德节操来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它。天下完全清平，就无需士人再出来从政，士人应该隐居求志，磨炼自己。但是，“天下有道则见”中的“有道”还没有达到完全清平，所以还要出仕。故此，两者不矛盾。第二，意味着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出来改革社会的意思。这似乎和“无道则隐”矛盾，其实也不然。因为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孔子是坚决入世的，而他的“无道则隐”则仅仅指出仕为官层面。不做官，依然要参与社会改造。尽管孔子对于在无道时代的隐居作了肯定，但是对于完全逃避社会的隐居则是不赞同的。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的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国家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八爷

幽兰

    八爷的倔闻名八百里秦川。分地分牛那年，儿子只说了声想去做点儿生意，八爷当天与儿子分了家，谁劝都没用。近几年儿子弃农办厂当了厂长，成了乡官县爷也敬的财神，八爷仍死守黄土倔着过。

    这天儿子坐着小车回来看爹，车停在门口人刚下来，爹出来了。

    “爹！”

    “这年头儿啥爹不爹？走，转嘎去！”

    八爷一反常态，带笑不笑地拍了拍儿子的肩。于是，八爷前头走，儿子后面跟，一路到了南山坡地。八爷在地头坐下了，儿子也只好坐下，八爷看地，儿看爹。

    这地是儿子的责任田，多年没种长了一地茅草。

    “厂长……”

    “爹！”

    “哪里哪里！今儿个你是厂长，我是农民，咱心平气和说些话，有啥不好？”

    “爹……”

    “厂长，这是你的地？”

    “爹！我忙……”

    “噢，你是厂长，我忘咧。这些年，你办厂挣了多少钱？”

    “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不说，存了二百万，爹，我不想让你再种地咧……”

    “先不说先不说，叫我算嘎子。二百万，一季粮食卖五百，一年两季一千，你帮我算嘎子，二百万有多少个一千？”

    “有……两千个。”

    “就是说，你厂长几年光景顶我老汉种两千年的地。我今儿个才明白，当初错怪你了。”

    “就是嘛！爹。”

    “听说有钱就能买粮食？听说不管干啥的人都还是要吃粮食？”

    “这还用问，有钱啥都能买。”

    “你一月买粮花多少钱？”

    “沾粮的都算？”

    “沾地的都算，酒、烟、点心……”

    “至少两千元吧！”

    “就是说，要有二十四个种地的人不吃不喝才能养活一个挣钱的人！”

    “爹……”

    “算透才心明。我再问你，这钱是咋来的？”“政策允许，合法合理，挣的！”“这我知道。我是问钱这东西是咋来的？”

    “货币……唉，这我跟你说不清，反正是造钱机器造出来的。”

    “能挣多少就造多少？”“不是。”“那就是钱能生儿子，越生越多？”

    “也不是！”

    “那就是固定有数，一伙人抢来抢去，抢到手的就有吃喝啥都有？怪不得挣钱的人越来越多，种地的越来越少。”

    “爹！这是现实。”

    “要是都去抢钱，没一个人种地，这抢到手的钱还能买啥？”

    “这……”

    “我老是在想，钱越来越多，能人越来越多，这黄土咋还是老样子？这麦穗还是一株秆挑出来一个，咋不能长出十个百个千个？世人万变，咋就不能变成不吃粮食的人？比如吃这茅草，吃风屙沫，喝凉水拉稀。”

    “爹！”

    “不说了。你今儿个回来做啥？”

    “一来看爹，二来想和爹商量一下，我这片地和爹那片地要起厂子，乡里已经批了……”

    “那让我做啥？”

    “你啥都不用做，我是你儿子！”

    “好。我去问问先人。”

    八爷笑吟吟走到先人的坟前，跪下来磕了几个头，说了几句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坟头上。然后八爷站起来，一头撞向墓碑……

    后来人们才知道，八爷真倔的时候是不刮风不打雷，而且很讲道理的。

材料一：

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谢有顺曾用“‘存在’的乡愁”来区别先锋派作家们与此前乡土作家们的“‘文化’的乡愁”。而事实上，在乡村社会的第三次文化裂变中，作家们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文化消逝的特征，不管用树碑立传、记录苦难，还是神化、美化甚或丑化方式与之作别，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离死别”，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

（摘编自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注】第三次文化裂变：在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新型信息产业与农业、工商业的融合体之间不断冲突与再度融合，乡村社会从传统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到心理和观念意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