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传》序

【美】张纯如

    1914年，钱家举家从杭州搬迁至北京。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钱学森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做事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

    1929年秋天，钱学森直奔上海交通大学。“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道，“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他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一起做功课。看上去，他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

    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着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1934年，钱学森转投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巨擘冯·卡门门下，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这里，也成为钱学森通往一个辉煌灿烂的职业生涯的起点。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他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

    冯·卡门曾在自传中写到：“钱学森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天体物理学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令钱学森得以参与到这个创造过程中。

    1944年，已经博士毕业的钱学森为空军和海军军官讲授特殊课程。钱学森会用细小而工工整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韦伯斯特·罗伯茨回忆道，“他总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课堂上，钱学森的评语切中要害但又非常冷酷。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另一次，一名学生问道，钱学森刚刚提出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刻薄地答道：“只有傻子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

    “学生们都害怕他的严厉古板，他看上去就像个中国皇帝。”汉斯·利普回忆道。

    然而，钱学森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上有潜质的人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钱学森不耐烦的根源来自那些他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在钱学森眼中，愚蠢就是最大的犯罪。”钱学森的朋友安德鲁指出。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中国，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只要看一眼中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就会明白钱学森的领军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庄逢甘说：“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与钱学森。

（选自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纯如导师库里顿的一个朋友苏珊是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她在199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钱学森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生平颇有可写之处。纯如说，因为她的中国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库里顿把她推荐给苏珊。在北京时，纯如有机会采访了钱学森的秘书以及一些政府高官和军方人士，开始他们以为纯如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撰写这本传记，然而，纯如清楚地向他们表示，她必须收集到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从实描述。（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②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也能找到大量有关他的文件。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愿意提供关于他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张纯如《钱学森传·序》）

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陈寅恪的眼睛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叩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直接诱发了陈寅恪高度近视的右眼的视网膜 脱离。陈寅恪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1943年底才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高度近视的左眼，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有段文字有助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人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②1941年受邀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同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物资奇缺，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寅恪拒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②1957年 “双百”方针提出，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时，陈寅恪并没有“响应”，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周有光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而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还受到苏联支持。

    于是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1958年，周有光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甚至 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提起这事，老先生乐不可支。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辈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晚年的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经济学家。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百度百科）②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金玉良《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③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娶的就是张允和，夫妻相敬如宾70年。

（百度百科）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相关链接】顾毓琇，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李静涛《百年舂锄不言休》

    我国学术界曾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在钱钟书心中，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则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是潮州首富，又是当地著名学者。饶锷致力于考据学，家中藏书10万卷。他为儿子取名“宗颐”，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便教他诵读经典。10岁时，他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古籍，并跟随名师学习，打下了绘画、书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入学后没多久，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16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 “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曾在中山大学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潮州沦陷后，饶宗颐不得不辗转于广东香港之间。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参透何为心无挂碍。他一生面对逆境，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

    在香港，饶宗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1952年，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欢迎。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忘文学而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但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饶公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很大，每个约一平方米，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市民的心灵。现在已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

    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待人真诚，就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他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2003年，香港大学设立饶宗颐学术馆，他给学术馆取名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意思为“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

    1954年，饶宗颐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同年到剑桥出席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国际会议并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他到巴黎整理敦煌经卷资料，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此书定为研究生必读教材。戴密微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方面的才情，曾邀他同游瑞士。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饶宗颐1949年离开大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愈加强烈。藉由中山大学邀请，63岁的饶宗颐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感慨地说：“我从小读过很多地方志，对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陆很多地方还没去过。”他下定决心，要在晚年游历祖国。饶宗颐前往莫高窟考察，虽然他以敦煌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前却从未到过莫高窟。饶宗颐在火车上一路凝望着窗外，同行者问：“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饶宗颐回答说：“我正等着海市蜃楼的出现。”离开敦煌后，饶宗颐又到了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仔细地考察每一样藏品，有时候还要到库房里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被尊为国学泰斗，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不论何时，饶宗颐都像他自比的那样“辛苦待舂锄”，百年不休，他曾说：“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

【相关链接】①我（饶宗颐）特别喜欢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里的“万古不磨”，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自在”是佛教的话，就是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在之心。（肖莹《饶公印象记》）②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中、英、法、日、德、印度等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因此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过去不少人以为他的艺术创作只是治学之“余事”，但近30年来，他在书画创作上新法迭出，业界公认其成就绝不在学术之下。

（刘伟忠、姜舜源《一代通儒饶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