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究可哀

林贤治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作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么？”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予许广平。全诗是：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惊了他的梦。

    她从原来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断笔，完完全全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先生思想的发展，她甘于庸常。这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思想战士看来，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

    人类的宿命，他无法超越。

(选自《人间鲁迅》，有删节)

刺猬型的狐狸

刘子凌

    李健吾，常被看作狐狸。他是著名的文坛多面手作者，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制他，他投入了爱美剧运动，成为北京舞台上的女角专家。李健吾多年以后慨叹：“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小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演而优则作。1922年底，他与北师大附中同学蹇先艾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曦社”。在“曦社”主办的期刊《爝火》上，李健吾发表了他最早的剧本《出门之前》和《私生子》。两个剧本，故事情节都不复杂，但李健吾一出手就显示了他善于展示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与剧本写作平行，李健吾也进行了小说写作的尝试。由于徐志摩和王统照等前贤的赏识，他的“小把戏”陆续不断地出现在《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也在文坛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赢取了朱自清的赞叹，《终条山的传说》则得到了鲁迅热诚的品题。

    与鲁迅相比，朱自清由于师生之谊，似乎更了解这位高徒。表面上看，李健吾的小说取材很广，主人公既有抑郁伤感的青年学生，也不乏丧子少妇、亡命之徒、估衣摊主、丘八大爷……这样的底层人物。他熟悉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不令人意外。但他的才华更在于，无论是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他总能将底层人物的声口和举止加以惟妙惟肖的描述。虽然也许若干隔膜难以逾越。

    李健吾写小说跟写剧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作者不能进行过多的主观介入。相反，作者只有充分尊重角色的内面生活与主体性，把言行的权力充分下放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令人信服地活起来。若想进入角色内部，只能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这正是李健吾所说的“模仿”。

    这一点，提醒我们去仔细玩味他笔下的福楼拜：“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唯其一心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地。他在爱憎上，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的唯唯诺诺。”这位神经质的法国文豪，难道没有那个歌哭无端的北京少年的影子吗？

    在李健吾的散文集《希伯先生》中遍布这样的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学同学牛小山，竟然做了抗日的英烈（《匹夫》）；父亲信赖的风趣的老好人希伯先生，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死，他“被迫做了几天维持会的新贵，设法逃到外县”（《希伯先生》）；父亲的另一位悲歌慷慨的小伙伴史某，却令人扼腕地死于仇人之手，壮志未酬（《史某》）……他的无常之叹也是从自己指向他人的：“我宝贝我过去的生命，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他属于我的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谁说我不就是希伯先生呢？有谁说不是呢？”

    李健吾，也常被看作刺猬。他说：“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极境，我接受唯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利。我用艺术和人生的参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灵。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

【相关链接】①希伯先生一方面，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学印记，所持的处世哲学就是最明白的注脚；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也表示不满，对人生也抱有希望，但他是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自己只不过是“发两句无谓的牢骚”而已。这恰恰反映出国民的劣根性。

（李健吾《希伯先生》）

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时，借用古希腊诗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的说法，称“刺猬”型倾向于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以其原理来诠释他的世界；“狐狸”型则往往追逐许多目标，捕捉各种不同的经验，而不是依靠原则来理解生活。

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儿来的。“他没让你看到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而演《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第一遍朗读剧本，剧情便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为了从内在上准确把握角色，于是之写下了六千余字的《程疯子传》。在这篇文章中，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

    在《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做“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怎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在《雷雨》里饰演周萍的惨败，让于是之自卑、苦闷了很长一阵子。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他便辞职来到北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1932年章乃器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乃器的三弟共产党员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正式出版。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章乃器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6年2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52年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盈余。

    1958年，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一天，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为章乃器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地位。

(摘编自翟作君、王蕙炎《章乃器——中共的诤友》等)

相关链接：①解放前，因战乱，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很低。章乃器用自己的薪水，以及从抗战时创立的上川公司抽回资金购买文物并收藏。到1954年，他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其中不乏精品。他将近两千件文物精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摘编自《历史人物——章乃器》②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

大气人生

夏明亮

    马寅初于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父亲把继承家业、进一步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到他身上。对于父亲的安排，少年马寅初表示不满。在父亲鞭打逼迫下，他毅然跳入江中，以死抗争，幸而被人救起。终于，由人作保，16岁的马寅初踏上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艰辛之路。他先后在上海育英书馆、天津北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勤奋苦读。其间，马寅初的父亲与他断绝了一切经济联系；这给马寅初的求学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他历尽苦辛，百折不挠。

    毕业后，马寅初于1916年回到阔别多年、灾难深重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北大经济系教授。

    在长期的观察研究过程中，马寅初深入了解并掌握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聚积财富的内幕材料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罪恶事实。对此他深恶痛绝，大加鞭挞。

    蒋介石政权慑于马寅初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只好采用软的一手，欲派马寅初出国考察，并许以驻美大使职务。马寅初向社会各界严正声明：“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他断然拒绝这个“美差”，斩钉截铁地回答蒋介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在对马寅初采用拉拢、利诱、收买、威胁等手段统统失败之后，蒋介石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动用宪兵，秘密逮捕马寅初，在集中营关押近5年。出狱后，他照例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在演讲时他干脆事先写好遗嘱。当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曾联名赠送给他一块大横匾，上书“马首是瞻”四个大字，可谓直抒民意。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达6亿，并且以每年1300万左右的速度剧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年届古稀的马寅初立即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经过5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在中国，控制人口已是刻不容缓!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建议——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对人口控制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行政干预，并辅之以经济措施，实行普及应用节育方法，等等。

    国内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针对一些歪曲事实、以势压人的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不应向困难低头。”

    他坚定地说：“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