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寅恪先生

劳干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诚然，这时王静安和梁任公两位都已先后逝世，只有让陈先生独步了。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学，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学。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得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

    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其他单篇论文包括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其中很多有独特意见。在早期论文中，多注意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后再转到天师道的问题，从滨海关系，进而研究天师道的信仰及其作用，对于两晋南朝若干不能解答的问题，由此可以作充分的解答，而从《桃花源记》谈到坞堡问题，更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发现。后期再从唐代的文学，研究到唐代政治、社会、风俗，以及文学上本身的问题，最后一直推到清代的弹词上。这也是一般讲文学史的，从来未曾走过的新路。

    寅恪先生治学的方面可说是广极了，但他深知道中国学问中未做过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他也要为师，他提示些可走的新路，并且指导别人去做这些新路。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而无心去自己来做一个始终其事的大匠。近二三十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两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但是在中印文化沟通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在元史的研究方法上确曾做过不小的提示，今后做这些范围以内学问的人，还应当重视他的功绩。

    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当他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天便服乘凉，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告诉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寅恪先生听到，亦为莞尔。这里并非说寅恪先生那样大师亦羡慕甘地声名，而是说在中国像他那样了解印度的人已成凤毛麟角。何况还有与甘地相同的被压迫民族感情和时代意识。自然，他也禁不住有共鸣之感了。

    寅恪先生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有一次清华大学的硕士考试，吴雨僧先生曾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寅恪先生不惜以去就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把这个议案打消。从另一方面看，寅恪先生是很有风趣的。在清华大学考试国文，用对对子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虽然毁誉参半，但想不失为一个新的试验。其中答案如“孙行者”对“祖冲之”，“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等，寅恪先生也曾击节叹赏。至于拟防空洞联对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运用成语到了妙语解颐的地步，也是寅恪先生所作。

相关链接①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②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这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抗战名将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这句诗是他一生的写照，却也透露出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我的团长刘放吾》）

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1949年9月，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倾注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25次发射成功，创造了25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他常说他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相关链接：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最终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研究生毕业后，于敏受到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钱三强交给于敏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经卓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须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但于敏没有犹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从此，28年里，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身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在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后，他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那里有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为加快氢弹研制速度，在一百多天的日子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反复研究分析计算结果，最终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关键，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都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这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核试验场远在大西北，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体来回奔波。在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前，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他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汉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美国用时七年零三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于敏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没有停止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使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鼓舞着他，最终，关键技术得以突破，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6年，他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与邓稼先、胡思得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正是这次上书，使我国提前规划了核试验的部署，至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核试验时间。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相关链接】①于敏（1926—2019），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2015年“感动中国”写给于敏的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