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生于天津。从少年时起，侯伯宇就在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作出更好的武器”。

    建国前夕，侯伯宇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和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全部捐出。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急需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83年，侯伯宇与美国学者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侯氏理论”，是当时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20项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非常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一手创办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侯伯宇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法，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把授课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认为“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

    侯伯宇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很多诺贝尔得主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

    30多年来，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西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侯伯宇，在50岁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②“我誓要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侯伯宇自传》）③在学界，大家都知道侯伯宇有两“怪”：一是出去开学术会议，无论国内国外，从不参加游玩，总是抓紧时间在宾馆看文献；二是不当官、不退休，晚年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青年报》）

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与白马在一起的夏天

威廉·萨洛扬

    凌晨4点，整个村庄都在沉睡中。突然，一阵轻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我。“阿兰姆。”一个声音在窗外轻轻叫唤道。

    是我的堂兄穆拉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打开窗户。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虽然还不是早上，但因为是夏天，黎明前的亮光足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13岁的堂兄穆拉德正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上。

我把头伸出窗外，揉揉眼睛。“你没看错，”穆拉德用亚美尼亚语说道，“是一匹马，你没有在做梦。如果你想骑的话，就快点出来。”

    我知道穆拉德是所有同龄人中行为最疯狂的一个，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马的记忆，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骑马。但我们很穷，就是因为穷，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钱，我们整个部落都处于贫困之中。每个家庭的钱都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然而，我们很诚实，我们因为诚实而闻名。因为诚实，我们甚至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以诚实为荣，而且我们是非分明。我们不会利用任何人，更别说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知道穆拉德家没有马，他本人更不可能有钱买马。这匹马一定是他偷来的。可是我拒绝相信他偷了这匹马。我们部落的人不可能是贼。

    我盯着我的堂兄和他胯下的马。“穆拉德，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我问道。

    穆拉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窗户跳出来，如果你想骑马的话。”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这匹马是他偷来的。然而我对马太痴迷了，在我看来，偷一匹马来骑跟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似乎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根本不算偷。

    我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穆拉德轻轻下马，把我扶到了马背上。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是田野、果园、灌溉沟渠、乡间公路。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乡间公路。空气无比清新，骑在马背上奔跑的感觉真是爽极了。穆拉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发现我们的。

    “阿兰姆，坐稳了。”穆拉德提醒我。然后，他双腿用力一蹬马的肚子，喊道：“驾！”白马后腿站立，前脚扬起，长嘶一声，然后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马穿过田野，跨过灌溉沟渠，向乡间公路跑去……我们跑了一圈又一圈，马和人都大汗淋漓。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得回去了。要不大家都起床了，我们的秘密就藏不住了。”穆拉德说道。

    “我们把它藏在哪里？”我问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穆拉德答道。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悄悄地牵着马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的地上有一些燕麦和干草。

    那天下午，我正在穆拉德家玩，一个叫约翰·拜伦的农民来穆拉德家做客。约翰·拜伦的家在另外一个村庄。“我丢失了一匹马，一个月了还没见它回来。”约翰·拜伦对我的伯父、穆拉德的父亲扎拉布说。

    “你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亚美尼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部落被迫迁徙到这里。你只是丢了一匹马，不要在意。”扎拉布伯父大声说道。

    “可是这匹马花了我60美元啊！”约翰·拜伦回应道。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跑出去找穆拉德。

    穆拉德正在一棵桃树下救治一只受伤的小乌。“你居然已经私藏了那匹马一个月！”我盯着他说道。

    穆拉德没有看我，只是专心地给小鸟受伤的翅膀涂药。

    “干脆，我们把马留下来一年时间吧。”说完，我热切地看着穆拉德。

    “我知道你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骑马，但我们不能留它这么长时间。”穆拉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马还回去？”

    “最多六个月。”说完，穆拉德站起来，用力把小鸟抛向天空。小鸟努力拍打着翅膀，几乎要掉下来，但最终，它还是飞走了，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穆拉德每天凌晨都来接我出去骑马。我们在田野旁的公路上尽情地驰骋。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把马牵回那个废弃的谷仓。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临了。那天早上，我们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赶往镇上的约翰·拜伦。他盯着白马问道：“孩子，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小心肝。”穆拉德答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约翰·拜伦问。

    “当然可以。”穆拉德说。

    在仔细查看了几分钟后，约翰·拜伦说：“如果你们部落不是享有诚实的美誉，我几乎就认为这匹马是我丢失的那匹马。嗯，也许它跟我的马是双胞胎。”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穆拉德，穆拉德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把马牵回了旧谷仓。

    三天后，约翰·拜伦又来到了穆拉德家。

    “我的马回来了！而且，它比以前更强壮了！”他高兴地说道。

（摘自《现代青年》 2017年第5期）

药砚

练建安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

    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黄疸后生！”

    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

    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

    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现钱，不赊账。”华昌说：“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俺要赊账呢？”

    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板前沿，说：“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看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

    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先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

    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

    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

    夜晚，细雨濛濛，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

    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

    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

    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个来回，用了大白话：“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华昌坐下，说：“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李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哦。”华昌说，“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自家看，可要看清喽。”

    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就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

    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何须如此麻烦。”

    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

    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

（原载《天池》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