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国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链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在李可染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世纪来艺术的长河，真可谓千帆竞发。可染先生的出现，有他的历史背景，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由于本能的拒绝鄙俗，可染以无待的心境在喧嚣的世态中独立而不倚，自强而不息，谦仁而不傲。当可染先生朝斯夕斯、胸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画作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不是如演说家那样带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它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更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先生对大自然潜在密码的破译，直接与他的道德向善的趋向不谋而合，而于此时，李可染的艺术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李可染先生叹赏大自然，如此深沉地倾注自己的对祖国大地山河的刻骨铭心的热爱时，他显然站在了民族文化捍卫者的前列。

    可染先生有一种表达超越感观尺度的能力，这就是他内心所具有的崇高感使然的能力，他对大地山河仰之弥高，而这种情怀的恃守，表现为他“大”的艺术。宛若语言的表达，与表达的意义，都有相关的音调，这就是艺术家所独有的风格。或沉雄博大、或清新俊逸……只要是与崇高相连，他们都是美的，虽情态万殊，而其艺术已如自然。

    可染先生大宗师一样“来吾导夫先路”，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都应该，也必然如此。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在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这不是每一个苦学者所可达致的。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作画，在朋友与来客寒暄片刻回到画室时，可染竟已画毕，主人大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我知道了先生所说的“慢”非只指时间，更重要的是用笔的品质。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的刻骨铭心，竟至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显得那样的庄肃和神往。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生之中总会不期而至地遇到这样突兀的心灵感悟，仅这一次，足以改变艺术家一生的道路。研究艺术家的心灵历程，那些遽然蜕变和瞬间重生，有时来得迅猛近乎禅家的顿悟。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的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可染说用笔之际虽所向空无一物，然则胸中应觉艨艟之遇浪遏，冲波逆折而前，当此之时，笔锋必有生涩出焉，必有稚拙出焉。有生涩稚拙矣，然后再求大巧，则大巧即在其中。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三十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五十岁后一扫而空，石破天惊，创旷古无双之结体用笔，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矫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只觉铮铮其骨、磔磔其态，近之则畏，远之则敬。可染先生的字我行我素，决不苟合取容，是颇见他笔下之牛“时亦强犟”的性格的。

    先生的“学而知之”的部分，当然还包含了他对素描的积年锤炼、对光影的敏锐认识。在此先置而不论。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的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守干城，“钝者勉为”。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打进去，致勇也；打出来，夺魂也，这其中数十年苦心孤诣，念兹在兹，朝斯夕斯，方才有了又一次的伟大。诚如可染先生题赐予我的“七十二难，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今以此四字书赠范曾同学”。我们一代代都抱着跣足苦行的宏愿，在艺术征途上踽踽而前，“困”者，“难”也，是深觉万难之下的渺小与决绝。至此，我们可得如下之结论，可染先生的经历包含着谦逊和伟大，正如泰戈尔有言：“当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

（转载自《新华文摘》，《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有删改）

从雕花匠到画匠

    光绪四年，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

    这位周师傅，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用平刀法雕刻人物，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也耐心地教我。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味。

    经过一段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千篇一律。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果子或花木。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造出许多新花样，果然人人都夸。

    光绪八年，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仔细看了一遍，实在是好。向主顾借了来，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纸、颜料和毛笔，晚上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订成了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了。

    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他很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这位萧师傅，纸扎匠出身，画像是湘潭第一。我就到他家去拜师。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画像这一项，就算初入门径了。

    光绪十五年刚过年，我第一次见到寿三爷。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沁园。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

    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少蕃，学问很好，也是湘潭的名士。吃午饭的时候，寿三爷说：“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吃过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少蕃师对我说：“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就看你有心没心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读书的同时，我跟胡沁园老师学工笔花鸟草虫。他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作诗吧!光会画，不会作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作了一首。沁园师看了，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韵，也押得很稳。”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总想起家里的光景。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生意是很好的。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附近的人都来请我去画。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就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又省事，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祖母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节选自《白石老人自述》）

飞向远方的“金孔雀”

    30岁的她，青春靓丽，自信阳光。祖国的蓝天，记录下她五彩缤纷的梦想——余旭，我国首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人称“金孔雀”。2005年9月，她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2009年，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2012年，她率先驾驶歼-10战斗机直冲云霄，成为我国目前4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之一；她2次驾机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不难想象，她的未来，或驾机捍卫祖国边疆，或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注定成为世人瞩目的巾帼英雄。

    痛!永不退缩的“金孔雀”蓝天折翼

    “空军女飞行员余旭同志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我们失去了一名好战友……”11月12日，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发布了这一消息。

    人们怎能相信，就在前一天，她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可是，如今她却带着战机，带着挚爱的事业，把青春和梦想化作了永恒。

    2005年夏季，带着五彩的军营梦，带着振翅的飞行梦，余旭和35个女孩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道坎，跑步是每天必须课，一跑就是3000米。回忆“飞之初”的训练过程，余旭曾说：“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从来没有。”

    2009年，经过一轮轮考核，余旭最终和15名姐妹成为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毕业后，她参加的最为荣耀也最有挑战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4个月后，余旭以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教8梯队三中队右二僚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庄严检阅，并用彩烟把国庆盛典推向高潮。

    一次次高飞，记录着余旭的飒爽英姿；一次次任务，见证着余旭的永不退缩。她带着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心爱的战机一起拥抱蓝天，一起挥洒自如，让生命之花在蓝天绽放……。

     “每个人的青春乐章中，总会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女飞行员，是我在自己生命乐章中留下的一笔，我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藏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中。”余旭在日记中写道。

    忆!激情四射的“金孔雀”蓝天翱翔

    由于会跳孔雀舞的缘故，余旭得了“金孔雀”的代号。军校报到时，她也曾带着五颜六色的布娃娃。但为了蓝天翱翔梦，她剪掉长发，把所有的颜色换成了空军蓝。

    2014年11月11日，广东珠海，在歼-10战机凌空而上的轰鸣声里，“八一”飞行表演队拉开了2014年第10届中国（珠海）航展的帷幕。队员们驾驶战机在机距不过几十厘米的“魔鬼编队”中俯冲、转弯、跃升、翻滚，赢得了观众们的啧啧称赞。在这次航展中，余旭作为女飞行员首次编入“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的只是炫酷的动作，却不知道，她的身体要承受自身六七倍的载荷。今年11月，余旭再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做出了更多花式动作：剪刀交叉、双机绕轴滚转……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撩一下短发，回头一笑；酷酷的样子，充满阳光。人们记住了你的模样，那是中国女军人最美的风采。人们都在期待，下一届的航展上，依然有你熟悉的身影，看到你一飞冲天的自信……

    余旭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也会去羡慕身边的同龄人，但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青春真的是无悔的。”

    盼!人们怀念的“金孔雀”何时归来

    今年中国（珠海）航展，是余旭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面对镜头，她自信地说：“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空中的伞花，怎会是你最后的身影?      

    为了飞行，入伍最初的4年，余旭只回家过3次。过年时，母亲问她回不回家，她安慰母亲，“我迟早会回去的，我根在那里。”而如今，她突然离开了，再也无法回去。2014年中国（珠海）航展，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场看她的飞行表演。然而，她却很少有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匆匆见一面，就又返回去训练了。更多时候，母女俩只能靠电话和微信联系。如今，天人永隔，怎能忍受失女之痛。

    余旭，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平安着陆。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战友，你的跑道，等待着你的返航。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善良和美丽，成了朋友们永恒的记忆。

    有人说，生命的最后，余旭一定是微笑的，因为她不惧生死，她把生命献给了最爱的飞行事业。余旭曾说：“要想飞得更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可是，这一次，她却忘掉了地平线，再也没有回来。

    金孔雀，天堂中的你，也许正在酝酿着凤凰般的涅槃，重整行装再出发。等着你，换羽归来……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呜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鹛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鹛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鹛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相关链接】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刘友凤先生碑铭

傅雷小传

    从1932年末一直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日子，还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或是在政治动乱的时日，傅雷几乎就再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他的书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傅雷一生的功绩，就是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中国的当代文化，其作品在当时及以后都对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傅雷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在动手翻译之前，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了其中的神韵、风格，这才开始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傅雷的朋友刘抗先生有一段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雷性格的另外一面。刘抗回忆说，“我新婚之夜，他乘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这和一般人心目中傅雷的严肃形象是不同的，但这也是真实的傅雷的一个侧面。

    傅雷还是孤傲清高的。施蛰存说他如干柴烈火，可以一怒而死；杨绛写他在54年全国翻译者大会上，身未到场信到场，指摘一通同行的专业瑕疵，虽不点名也把有的译作的主人气哭了；他跟刘海粟翻脸也是，怨刘海粟没有厚待一位美专的学生，盘剥人家的酬劳。这些都是稍谙圆熟委婉的人就避免的纷争是非，傅雷却过不了那道义之槛一一跟人较劲。

    傅雷对待孩子虽然严厉，却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他发现傅聪在音乐上有天赋之后，便积极培养他，先后为他请了几个钢琴教师。傅雷也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童年时经历的一切，自己的孤独、痛苦以及过重的期望都挪置在了傅聪的身上。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的大生其气……”

    在建国初期，傅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热情所鼓舞，曾经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正是这个时候，他出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但是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1961年被“摘帽”，但这极大地挫伤了傅雷的热情与积极性。从此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翻译的事业。1966年傅雷夫妇未能躲过时代的风暴，因不堪红卫兵侮辱，选择了自尽。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漫漫黑夜中离开人世。

    5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是想起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典型知识分子？我们觉得，《傅雷家书》里一句话解释的恰如其分：“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任何时代，“赤子孤独”都是可贵的。

（摘编自李云雷《听傅雷讲艺术》、王丹阳《赤子的孤独：50年后忆傅雷》等）

相关链接：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草婴先生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十五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

（叶永烈《解读傅雷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