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都曾坐过那个沙发。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生文集》中文版。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13日，有删节）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的一天，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员打开他的大衣，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插袋，插袋里全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参与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的“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就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卢鹤绂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带着新婚的妻子毅然回到了战争中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名科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11月，卢鹤绂抵达广东坪石镇的国立中山大学，任理学院教授。理学院院长康辛元在迎接卢鹤绂夫妇时，感慨地说：“你们从天堂坠入地狱。”

    当时内地生活异常艰苦，卢鹤绂便在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还一边讲课，一边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及有关理论，并预言了人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后来，他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作了介绍。此文一出，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1955年，卢鹤绂进入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信箱”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被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卢鹤绂如果也到核弹基地，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进行教育工作。于是，他回到复旦讲坛。

    卢鹤绂一生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他与弟子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一文于1995年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上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之前此文曾被美国一家杂志拒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

    卢鹤绂除了是一位全球闻名的物理学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卢鹤绂一生中多次登台演出京剧。在大学期间，他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公演并得到好评。在美国参加宋美龄发起的“抗日捐款义演”，演出《四郎探母》； 1945年，再次登台为黄河赈灾义演献唱。他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涵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一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竖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他在校园里竖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新民周刊》，有删改）

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

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相关链接：

    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