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强调人性三元论，主要以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最为著名。柏拉图认为“灵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与此相似，弗洛伊德主张将人性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这表面看来属于三元论范畴的人性论，仍然是一种二元论。比如柏拉图所谓三元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协调的时候，灵魂便能主宰自己，秩序井然，个人的灵魂就是正义和健康的；如果理智、激情与欲望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这实际上肯定了作为人性的最终形态仍然是正义与非正义、健康与不健康。弗洛伊德的三元论同样如此。当自我能妥善协调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的时候，人性处于和谐的状态；当自我不能妥善处理和协调这一关系的时候，人性就可能处于分裂状态。处于分裂状态的自我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种是本我以绝对优势战胜超我乃至外界的时候，自我就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动物性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显露出恶的特质；但当本我主要受到超我的监督和制约时，自我就可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这种情况下的人性就可能是善的。这样一来，人性就可能是和谐或分裂的、善的或恶的两种形态。这实际上同样是一种二元论，所以西方美学最具影响力的人性论是二元论。

    这种三元论的定位使西方美学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崇尚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任何事物作为一种存在永远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和属性的存在，而是多种对立或并不对立因素和属性的有机统一体。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智慧美学在人性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以及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之心；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孟子、荀子虽然对人性的善与恶有不同认识，但有一点相同，这就是都肯定了人性一元论，并不认为人性善恶并举。另如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的性无善恶论，则对人性并不十分在意。在主张“齐物论”的道家美学看来，既然善恶平等不二，等齐划一，那意味着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可能超越善恶分别而等齐划一、平等不二，这也是一种主张对善恶不加分别的观点，同样具有人性一元论的特点。所以，中国智慧美学虽然对人性有多种阐释，但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强调人性的多元性甚或二元性，更不强调人性的分裂与冲突，而是在很大程上主张了人性一元论。

    综观前人论述，我们发现即使人性有善与不善论，这种差异也只是一种本性差异，是为后天修养和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强调本性中存在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所导致的人格结构矛盾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归之于人性一元论范畴。这才是中国智慧美学关于人性乃至人与自我关系的最精确阐述。

    中国智慧美学人性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是无视人性之善与恶矛盾对立的存在，只是并 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夸大这种矛盾对立，将矛盾对立作为人性的基本特质，而是主张这种善与恶的分别只是人们后天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原始本性的实质。

（摘编自郭昭第《中国智慧美学论要》，有删改）

硬汉缺失的硬伤

杨洪涛

    ①曾几何时，“小白脸”“娘娘腔”是大众形容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的贬义词，今天却打着“小鲜肉”的旗号大行其道。近年来，中国影坛硬汉形象越来越少，花美男、“小鲜肉”成为影视创作的关键词。

    ②“小鲜肉”的走红也是近年国内演艺界深受日韩娱乐潮流影响的表现之一。早些年，由于日韩的演艺行业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较高、演艺人员培养体系较为成熟，其影视文化产品和演艺明星深受中国观众喜欢。日流、韩流风靡一时，日韩明星的花美男形象也成为年轻的中国艺人争相效仿的目标。纵览荧屏，从邻国当“练习生”归来的一些知名艺人，果然都继承了花美男的“衣钵”。而这些韩式中国明星的言行举止又直接影响到更为年轻的中国人。从过往的艺术经验来看，时代在变迁，艺术在发展，影视审美潮流的更替轮回原属正常现象。荧屏需要表现带有青春、校园、励志元素的现实生活，也需要俊雅清新的青少年偶像。花美男的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影视创作的多样化，本无可厚非。然而，凡事皆有度。

    ③荧屏、银幕上花美男的泛滥和硬汉的缺失，一是会损害影视创作的健康发展。在粉丝经济的助推下，“颜值”成为拉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重要指标。为了迎合时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风气，有的创作者用“小鲜肉”+时尚装束+香车豪宅诱惑观众。必须指出，“剧作不行脸来凑”是创作乏力的表现。

    ④如果把“小鲜肉”奉为影视创投的圭臬，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剧情、什么角色，皆以体貌闲丽的花美男作为主角，是对艺术创作基本规律的严重违背。比如抗日题材作品中，启用面若桃花的花美男，每次战斗时都一袭华服、头油锃亮，一番厮杀过后发型仍纹丝不动，还时常摆个造型，就会令观众大跌眼镜。谍战、军事、侦探是更适合硬汉形象大展拳脚的题材，如果都是清一色的“小鲜肉”，纷纷走青春偶像路线，将会令影视创作的导向、审美和发展走入误区。

    ⑤二是会误导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趋向、价值判断乃至自我塑形。如果过度迷恋长相，只看“颜值”不看故事，让自带柔光、肤如凝脂的“小鲜肉”统领影视创作，会令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水平流于幼稚和肤浅。如果年轻观众纷纷效仿“小鲜肉”的精致装扮，那么长此以往，有血性的硬骨头男儿会越来越少。

    ⑥今天，“90后”“00后”成为影视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关注和接受的信息、所塑造和形成的观念都会反作用于社会。“90后”“00后”新生代审美能力、价值观仍在塑形阶段，容易成为被糊弄的对象。当作品的艺术格调不高，编剧、导演、演技跟不上时，创作者就用“小鲜肉”的脸来占据年轻观众的视线，阻隔了他们的深度思考，这会对其审美判断、价值塑造带来不容忽视的伤害。

    ⑦硬汉缺失，花美男包打天下，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硬伤。纵观影坛，新生代知名演员当中称得上硬汉的寥寥无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应该有阳刚之气、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案例，比如国庆档票房火爆的《湄公河行动》以及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的电影《勇士》，皆以荧屏硬汉宣示阳刚之气的热力回归。中国影视界应该多一些刚毅果敢、气宇轩昂、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影视创作者要有文化自觉，养浩然之正气，多塑造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丈夫，用积极、健康的姿态引领受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有删改）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词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体有一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

    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祯直承了司空图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认为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以西服及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造型结构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并考虑到具体的使用功能，运用“洋裁法”设计制作出了适合国人穿着的“新服装”。因由孙中山先生创制，并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新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符合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想，又能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因而被广大民众认可并接受。

    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传播民族精神的使者。汉民族服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课题。

    中山装的设计思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彰显着民主共和思想。其前身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上部小口袋的倒山形袋盖寓意中国革命需依靠知识分子，闭合的翻领、前衣襟五粒纽扣系结，体现出了中正、坚韧、庄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前襟五粒纽扣象征“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袖口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整套服装采用的这种暗喻的方式，就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服饰审美思维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经历了“拿来”与“消化”过程的中山装成为“洋为中用”、传承民族文化，同时适应国际化潮流、极具时代特征的典范。其造型结构和风格，代表着中国近代男性服饰的某些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服饰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自开国大典以来，在历次国庆阅兵典礼、国际国内重要政治活动中，中山装及其改良装，都是国家领导人着装的首选。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荷兰国王为其举办的国宴，这是习主席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参加西方国宴。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的欢迎晚宴。国人为之振奋。实践证明，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义重大。

    有文化自信，才会有文化创新，才会有文化自强。中山装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内涵，融入了外来服饰的造型及技术手段，这一点对新时代中式服装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值此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中山装的文化内涵，学习中山先生立足民族文化并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服装作为显性文化标识的作用，必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选自罗钢《叙事学导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