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猩猩比专家还高明？                  

林　衍

埃利奥特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有着超高的智商与过人的谈吐，却无法决定用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写作，不能选择听哪个电台的广播，每到饭前必须到很多个餐厅比较菜单、环境甚至灯光效果，却往往徒劳无功。甚至当医生给出了两个复诊日期供他选择时，他都要花费足足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列出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简单说来，他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这一切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小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此后，埃利奥特就奇怪地丧失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即使看到刺激性很强的图片，如血肉模糊的脚或着火的房子，也变得无动于衷。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病例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的神经科学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理应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就不会刷爆信用卡。

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如何让那个大脑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书里，作者乔纳·莱勒这样解释埃利奥特现象——他损伤的脑区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专门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当某人被某道菜吸引时，情绪脑系统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而一旦这种神经连接受损，我们将无法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连刷哪张信用卡都不知道。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更该听从直觉还是分析做出决定呢？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进行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到一批大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海报，候选的作品是：一幅莫奈的风景画、一张凡·高的紫色百合以及三张有趣的小猫海报。

在开始选择前，大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一组为不思考组，凭感觉选择。另一组测试者的任务则复杂得多，他们要回答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不思考组 95%的测试者选择的要么是莫奈，要么是凡·高。但是，那些思考组的测试者却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小猫。而在几星期后的追踪访谈里，不思考组的测试者中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选了印象派，选择小猫的人则有 75%以上表达了后悔之情。

“分析过度会造成危险，你会失去知道你真得想要什么的能力，然后你选择了最糟糕的小猫海报。”威尔逊总结道。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进商场买衣服，我总习惯于把所有买得起的品牌看个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常常转天就后了悔，第一眼看上的则八九不离十。

心理学家迪克赫斯认为，直觉在决定中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情境。当面临简单的选择时，比如厕纸、灯泡等家用品，顾客往往只需要计算性价比这一种变量。这时，思考时间越长，做出的决定越满意。一旦选择局面复杂起来，理性就败给了感性。他曾观察过在宜家宜居购买家具的人，发现人们在分析各种选择上耗费的时间越长，往往后悔的几率就越高。

他的结论是：应该大胆启用理性脑解决简单的问题，因为这些分析不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难以承受。而情绪脑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直觉既不能比较商品价格也无法计算得失。当进行异常复杂的决定时，依赖理性脑则会让大脑皮层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而不堪重负，因为任何超过四个变量的问题都会让理性脑承受不了。这时候，直觉告诉你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情绪脑知道的东西往往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简单来说，情绪脑像是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而理性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计算器。

但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人们总是不那么容易看出某个决定是不是属于复杂的类型。比如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玩“升级”这种扑克游戏时，我常常把计算牌面上还剩下多少张主牌这种事情视为复杂的局面，并大胆运用情绪脑参与游戏。结果呢，就是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总是被大家的“过时计算器”打败，成了个喜欢“瞎出牌”、屡屡被对家鄙视的坏典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二）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改编自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名医

袁炳发

    梅子涵是苇子沟的名医，这是苇子沟的人公认的。

    梅家是鼎鼎有名的中医世家。关于梅家的来历有很多版本，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梅子涵的祖父梅春鹤早年是宫里医术高深的御医，后来因为无意被牵扯进宫里的一个事件，不仅丢了差使，还险些丢了性命，就一狠心跑到了东北的苇子沟。

    许多年下来，梅家在当地已是屈指可属的殷实人家了。

    梅子涵自幼聪颖，勤奋好学，白天从塾师攻读经书，晚上随祖父、父亲学医。他对医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在弱冠时就已通读了《本草纲目》《千金方》《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这便为日后行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祖父的教导下，梅子涵的医术日臻成熟，各科兼能，得到远近推重。祖父过世后，梅子涵独挑大旗，继续光大着梅家祖传的医德医道。凡是来他医室治病者，不待启口言明病情，他在视行、听声、切脉、望色中，已能揭示是何病症，言之确凿，就似见到病人体内的五脏六腑一般。对于疑难杂症，有的就在患者平日不良嗜好中找到得救之法；有的并不示方，只告患者谨慎起居饮食，化病于不药之中。

    大凡别人医不好的病，到最后就只能求到梅子涵的门下。如果梅子涵再治不好，这个人恐怕就时日不多了。今天来的病人是这样的，家里已经为他备好了入殓的棺木和寿衣，来这里是因为仰慕梅子涵的大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来此一试。

    梅子涵一边细听家人讲述病人的病史，一边走上前为病人细细切脉，回头开出一个方子，而这方子外人是难得一见的，只留作自家的医案。随后，梅子涵又亲自到后院自家药房配药，梅家的这一规矩始自于梅春鹤。待药配好后，梅子涵又亲自将药煎好，要病人立时服下。他嘱咐病人的家人：“如果此人能在子夜时分醒来，说明还有存活希望，不然就真的无药可救啦！”

    说来也奇，这位病人在服下药不多时，便有了动静，不到子夜时分，只见他已能微张双眼。此后数日，几副药服毕，病人的状况竟一天好似一天，最后竟能自己起身了。病人的家人为此感激不尽，特地将一面写有：“妙手神医起死回生”八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送到了梅子涵的府上。

    梅子涵治病救人的奇事轶闻，在苇子沟几乎是妇孺皆知，人们都尊称他为神医，称他的医术为仙术。经他手医好的病人到底有多少，就连梅子涵自己也记不清了。

    多年行医下来，有一件事一直深深困扰着梅子涵。这就是他始终没有找到可以传承他医术的合适人选，梅子涵膝下有一儿一女，但这一儿一女对祖传的医术竟都毫无兴趣，谁也不肯去接续梅子涵的衣钵。

    岁月如驷之过隙，转眼梅子涵已年届花甲。眼看着祖传的医术就要在他这一代失传，梅子涵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他只好登出启示，招徒传艺。最终从应招者中挑选了两个人跟自己学医。这时的梅子涵恨不能在一日里，就把自己的所知所学都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徒弟，但他又深知欲速则不达这个理，这最是急不得的事，只能慢慢来。

    不料，天有不测，三年之后，梅子涵突然患病，他自己给自己配了一副药，服下却未见好转。不久，病情竟日益加重。两徒弟见状痛心不已，于是各自小心翼翼为师父切脉、诊病，并各自开出了一个方子，可踌躇半晌，竟都不敢轻易给师父下药，都怕自己药方不当，而延误了师父的病。

    几日后，梅子涵病势加重，两徒弟只得跟梅子涵的家人商量，把师父送进省城的一家中医院。一名年轻的中医在诊过梅子涵的病后，马上开出了方子，谁料，不等药煎好，梅子涵就断气了。

    师父突然撒手人寰，两徒弟心存疑惑，便追问那位年轻的医生，问自己的师父究竟患的是什么病，竟会这么快就走了！那位医生告诉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难病，只是一般普通的肺热，但因医治不及时，虚火上升转而成了急症，如果当初医治及时是不致搭上性命的。

    两徒弟听后立时都红了脸，愧疚地低下头。

    后来，当省城的那位年轻的医生得知被自己诊治的人，就是苇子沟大名鼎鼎的梅子涵时，禁不住大惊，继而摇头叹息：“想不到能起死回生的一代名医，自己竟然死于轻如鸿毛的小病之上，可悲呀！”

（选自《小说月刊》2008年12期）

材料一：

    畸形化的“天价片酬”现象，说到底还是中国影视产业不成熟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制作成本还未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重大牌明星的“眼球效应”而轻后续的技术制作，而这些正是形成“天价片酬”的重要原因。“天价片酬”现象存在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观。这表明单纯的市场调节或许难以改变，但主管部门的干预调节如何适度和有效，同样考验智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告中表示，将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抵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通过行业自身的调节形成合理机制，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摘编自《长江商报》2016年8月31日）

材料二：

    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对照目前影视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一些影视产品偏离了先进文化方向，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如现在清宫剧流行，剧情雷同模式化，荧屏上豪华贵气的宫廷别院、披金戴银的皇室贵胄，演绎着奢华糜烂、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主子、奴才互称，如此文化产品只是传播封建、享乐、奴役等思想，难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难以提供正能量。

    当前影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如果真缺钱，明星大腕高额片酬从而何来？当前影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专业人才素质、创意、产权保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视产品就无法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炒作影视类公司另一个直接的社会负效应就是财富更趋两极分化。明星们的片酬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影视公司上市后影视明星作为股东，其财富又将被股市放大，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其钱财则变得不计其数。明星们趁着股市文化的缺陷暴富两次，其财富远超过其贡献的社会价值，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摘编自腾讯网 2017年03月02日  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影视创作日益繁荣，但大量悬浮于现实的玄幻剧、言情剧占据荧幕，既不能给观众的生活以指导，也不能深化人对现实的思考。电视剧《白鹿原》通过精心的制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实主义的魅力，呼唤现实主义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

    当下影视角色常常流于扁平化、脸谱化和同质化，缺少人味儿和烟火气，更缺乏文化内涵，这与影视创作脱离现实的土壤有很大关系。《白鹿原》以强烈的现实关照塑造了持重的白嘉轩，狡黠的鹿子霖，憨直的鹿三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角色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原型人物，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个文化史实，是20世纪文化反思的捷径，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特别是白嘉轩、鹿子霖，他们经常手执烟袋，对坐在祠堂两侧，暗喻他们对应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

    影视作品要接地气，还要有地域色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电视剧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生活，深挖有地域文化的空间，民情的风俗、习俗等，追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日）

湖殇（有删改）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1200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致远。这些深深的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个补偿，她带给我们的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使只好以湖的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学，骑车六十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靠近水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派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染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然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50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243个，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62个。罗布泊消失于1972年；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⑭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歌女

契诃夫（俄）

    当年她比现在更漂亮，歌喉更动听。夏季的一天，在她的楼房里，坐着尼古拉，是她的崇拜者。天气闷热难耐。前厅意外响起门铃声。“大概是邮差，也可能是女友。”帕莎说道。

    尼古拉从来不回避帕莎的女友和邮差，但这次却躲到隔壁房里。帕莎拉开门，让她吃惊的是，门口站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年轻漂亮，衣着考究，俨然一位高贵的太太。

    “请问您有什么事?”帕莎问道。

    太太没有回答。她朝里迈了一步，慢慢打量房间，然后坐下来。

    “我丈夫在你这吗?”她木然地问道，哭红了的大眼睛瞧着帕莎。

    “什么?”帕莎小声说，手脚开始发抖，“没……太……我不认识您的丈夫。”

    太太几次用手绢擦地苍白的嘴唇，不时屏住呼吸克制内心的颤栗，帕莎则呆若木鸡地站在地面前，不敢正跟看她。

    “那你是说，他不在这?”太太的语气明显带着责问。“你卑鄙，可恶……”太太厉声说道，并带着仇恨和厌恶的神气盯着帕莎。

    帕莎感到自己一定给这位一身黑衣、眼神愤怒、手指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某种丑陋的印象。她觉得，如果自己长得瘦一些，不涂脂抹粉，还可以隐瞒那并不高贵的身份。

    “我丈夫在哪?”太太说，“不过，他在不在这也无所谓，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瞧你干了什么好事!”

    太太站起未，愤愤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帕莎望着地，吓得懵懵懂懂的。

    “今天就要来抓他，逮捕他，”太太说到这抽泣起来，这声抽泣听出地的屈辱和懊丧。“我知道，是你把他弄到了这般可怕的境地!”

    太太继续在房里走来走去，绞着手。帕莎呆呆地望着她，不明她的来意。

    “我，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委屈地哭起来。

    “你撒谎!”太太高声训斥，悉狠狠地瞪着她，“我知道，这个月他天天在你这里鬼混!我告诉你：他盗用公款，为了你，他不惜去犯罪。”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坚决地说，“他有妻子，儿女……一旦他判了罪被流放，那我和我的孩子就要活活饿死……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救他，使我和孩子免得丢脸和受穷。如果今天能送去九百卢布，他就乎安无事了。只要九百卢布!”

    “什么九百卢布?”帕莎小声问道，“我，我不明白……我可没拿过。”

    “我不是跟你讨九百卢……再说我也不会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东西……你把我丈夫送的东西还我就是了!”

    “太太，先生什么东西也没送过我!”帕莎突然叫起来，开始明白她的来意了。

    帕莎拉开梳妆台的一个小抽屉，取出一个空心的金镯子和一只成色不足的宝石小戒指。“给您!”她把这两样东西递过去。

    太太霍地涨红了脸，面部肌肉抽搐起来。她受到了侮辱。

    “我不是来乞求施舍的，我是来讨回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利用你的诱惑，榨干了我的丈夫。星期四，我看到你和我丈夫在码头上，那天你戴着贵重的胸针和锡子。所以，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扮成无辜的羔羊!”

    “我向您保证，除了这镯子和戒指，从您丈夫那没见到任何东西。”帕莎说，“先生通常只给我带点甜馅饼。”

    “甜馅饼……陌生女人冷笑说，“家里的几个孩子饿肚子，你这里倒有甜馅饼!你是肯定不想退回东西了?”不等回答，太太坐了下未，眼睛盯着一处地方。

    “现在该怎么办?”她说道，“要是我弄不到这九百卢布，那他就完了，我和孩子也完了。”太太用手绢捂着脸，痛哭起未。

    “我求你了!”她边哭边说，“是你害得我丈夫倾家荡产，是你毁了他的前程，你救救他吧……你可以对他不同情，可是孩子……孩子有什么过错呀?

    帕莎一想到几个小孩站在大街上，饿得哇哇哭，自己心中也不好受。

    “太太，我能做些什么呢?”她说，“我向您保证，我没有得到尼古拉一点好……在我们这班歌女中，只有莫蒂一人有财主供养，其余的都靠挣面包勉强过日。尼古拉是有教养有礼貌的先生，所以我才接待他。我们不能不接待呀。”

    “我要东西!把东西还给我!好吧，我给你下跪!这样行了吧?”

    帕莎尖叫一声。她感到，这个苍白而美丽的太太，骄傲而高贵的妇人，当真会给她下跪，太不可思议了。

    “好，我给你就是!”帕莎擦着眼睛，“不过东西不是尼古拉的……东西是别的客人送我的。就按你的意思办，太太……

    帕莎拉出五斗柜上面的抽屉，取出一枚钻石胸针，一串珊瑚，几只金戒指，一个金锅子，一块金表，几颗金纽扣，全交给了太太，帕莎摊开双手说：“这下我什么也不剩了。

    妇人颤抖着手把珠宝包在手绢里，一句话没说，甚至没点一下头，走了出去。

    隔壁房门开了，尼古拉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眼睛里闪着泪光。“我的上帝，她高贵，骄傲，纯洁……她竟想下跪……求你这种歌女!是我把她逼到了这一步，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你离我远点……”他厌恶地大声吗道，急忙推开帕莎，向大门跑去。

    帕莎呆神瞬间，尼古拉已没了影子。

(写于一八八六年，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