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2017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但书店毕竟与普通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承载了关于一些文化、知识和品位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有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和阅读率却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字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习惯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小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阅读资源的不平衡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吕洪《网络营销改变阅读习惯?》2014年5月《人民日报》）

材料三：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三联书店官网）

京东小镇折射500年交通兴衰史

李鲲 丁静 王民

    交通便利将给城市带来什么？一个冬日的夜晚，寒风刺骨。记者一行来到唐山市鸦鸿桥镇，在京唐城际铁路获批即将开工之际，聆听这座“京东第一大集”讲述其500年来伴随各种交通方式的兴衰与期待。

    走在鸦鸿桥镇文化路上，两边日化、五金、文体等各种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显得有点破旧和凌乱，每个店铺不过十几平方米，似乎没什么特别，陆续打烊的时刻，还显得很冷清。

    记者走进一家针织用品店，28岁的老板周裕踌躇满志，他说这个店一年营业额一二百万元，后面还有个仓库，一年营业额能达到1000万元，利润近100万元。

    “我们这里有个特点，‘店面越小，后面越大’，一些不起眼的小店，后面不是有几千平方米的库房，就是有工厂，货物北到内蒙古、东北，南到浙江义乌。”周裕说，“听说京唐城际要经过我们这里，估计生意又要红火了。”

    天黑了，鸦鸿桥镇的商品街越来越安静，而远处传来的汽车轰鸣却越发清晰。循着声响，记者来到鸦鸿桥镇的物流园，只见货运卡车进进出出，装卸工人十分忙碌。而物流园旁，还乡河仍在月光下静静流淌，这里，是鸦鸿桥镇与交通故事的开始。

    “路传驼铃响，水送摇橹声”，当地广为流传的古诗句描绘出鸦鸿桥镇几个世纪前的繁荣景象。蓟运河的支流还乡河是鸦鸿桥镇的母亲河，明代成化年间，明宪宗下令疏通还乡河，在鸦鸿桥建水陆码头，开集市，现鸦鸿桥仍有一个村叫运河头村，大约是当年码头所在地。清代道光年间，鸦鸿桥已有商户近面家，成为“京东第一大集”。

    现在，还乡河已没有了运输功能，但依然是鸦鸿桥商贸得以孕育和发展的见证。而摇橹声也已被还乡河畔的轰轰作响的汽车之声代替。

“一天得有200辆次大车进入，但都是传统物流，比较慢的那种。”鸦鸿桥镇政府主任科员郭义东说，2015年，鸦鸿桥镇GDP约50亿元，常住人口6.3万人，企业400家，商户1.5万家，物流企业160家，人均收入1.2万元。

    “鸦鸿桥镇虽然仍是全国重要的商贸城，但我们的小商品销售近年来确实萎缩了，我们没有抓好上一轮交通发展的机遇。”郭义东说。

伴着窗外的寒风凛冽，在物流园简陋的办公室内，郭义东介绍道，改革开放后，鸦鸿桥凭借距离北京、天津两大城市120公里的区位优势再次成为北方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1994年，小商品成交额达5.5亿元。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京沈高速公路的开通给鸦鸿桥带来了第二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京沈高速开通前，我们每年只能销售约100万套衣服，开通后，每年能销售1000万套，带动性特别强。”鸦鸿桥镇一家服装店老板张良说，从那时起，鸦鸿桥镇上的一家家小门面店背后的仓库和厂房越建越大。

    2001年左右，镇里整合各商户的物流成立鸦鸿桥物流公司，这才有了现在的大车轰鸣。2009年，鸦鸿桥镇小商品销售额已达80亿元，综合实力居全国小商品市场第四位。

    但是，郭义东回忆，差不多也是从那时起，鸦鸿桥没有及时提升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现在的萎缩埋下了隐患。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商铺仍然很破旧、很零散，物流业不现代，再加上电商的冲击，鸦鸿桥小商品的销售额近年来是下降的。”郭义东说。

    在鸦鸿桥镇，子承父业非常普遍，尽管在接任“掌门人”不久的周裕和张良看来，日子还挺好过，但在经历了商贸巅峰的他们的父辈看来，鸦鸿桥小商品销售目前困难重重。

    “几年前这里还是摩肩接踵，人来人往，现在冷清了很多，听说网上的售价更低、买货更方便，我也不懂，只是这销售真的下降了不少。”老何百货负责人何长富说。

    一家名为春良日化的店铺负责人胡晓莉也说，这几年特别不好干，“日化的销量比2011年少一半，所以我这才同时卖起了其他产品。”

    在郭义东等镇领导看来，历史上，鸦鸿桥因水运兴起，因高速开通而进一步发展，但终因没有在交通便利的同时及时完成经营、服务的现代化转型而走向萎缩，“光有便利的交通还不够，依托交通搞好配套、提升服务也很关键。”

    现在，新的机遇再次来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京唐城际铁路项目，开工在即，隶属唐山市的鸦鸿桥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政府的“高铁综合服务区项目”开始招商，以此为利好消息的一些楼盘也四处打着广告。

    据郭义东介绍，今年以来，鸦鸿桥镇“两街一路”大修工程全面推进，现代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全面开工，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也在推进，还乡河“一河两岸”生态公园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共投资33亿元，未来小商铺也将走向集约化管理。

    夜深了，记者一行离开了鸦鸿桥。穿过还乡河时，河里的月亮折射出柔和的光芒，鸦鸿桥500年来依托交通而发展的故事正走进新篇章。

（选自2016年11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完成顶层设计引领、工业、农业、生活、风险防控、激发市场活力各方面的任务。并从组织领导、资金支持、监管执法、宣传引导等方面提供保障。

    2020年是完成任务的关键时间点：试点城市的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标准，其中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实现全部利用；基本建成废弃产品逆向回收体系。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重点用膜区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全面应用；全面落实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摘编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北京日报》2019年1月21日）

材料二：

我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700亿吨。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而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刚性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目前不少地方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固废减量、回收利用与处置问题上考虑不足，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5年以来，广东省危险废物非法处置倾倒案件多达200多起，非法转移倾倒点遍布全省21个地市。“阳江市宏湘金属加工厂违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达2万多吨；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含镍危险废物2.1万吨非法倾倒于广东阳江、江门和广西梧州等地。”生活污泥违法倾倒猖獗，深圳、东莞、惠州、茂名、阳江、肇庆6个地市均存在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发生非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00多起，倾倒垃圾数十万吨。

（摘编自《“无废城市”建设的背景、目的和手段知多少？》，中国环保在线2019年1月28日）

材料三：

    现阶段建立“无废城市”的多为发达国家，虽然纳入“无废”的废弃物种类有所不同，但没有将农业废弃物纳入“无废”目标。绝大多数案例城市在制定“无废城市”目标前，均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废弃物管理经验。其废弃物管理体系基本是政府主导、生产企业负责、家庭分类投放、废弃物处理商负责收集运输及处理，商业企业、建筑企业、工业企业则多为单独签约专门服务商。整体来看，由于废弃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大多数案例城市征收的垃圾费已经能够完全覆盖相关支出，废弃物管理进入了良性运转轨道。有些城市的做法极为典范：奥克兰市根据新西兰环境部的政策要求对轮胎、电子设备、包装等行业企业对其产品进行回收处理。旧金山市将弃物收集、处理均外包给废弃物处理公司，并一同制定城市的废弃物管理方案；开发专门的废弃物网页和APP并进行培训，展示废弃物分类及处理信息，并启动数据库供信息查询。马斯达尔城修建低能耗的地下平板货运系统，提升运输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摘编自蒙天宇《“无废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环境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增强了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例如，我国高铁就创造了技术引进带动技术创新的佳绩，引领了我国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制造”和“走出去”的闪亮名片。在吸收先进科技的同时，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目光长远，积极谋求自主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为解决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和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世界第三个载人航天大国：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的“天眼”将我国推向国际天文学观测和研究的最前沿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斗号”无人潜水器下潜深度达到10767米，使我国成为三个拥有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之一……

我国现今已经具备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础：科技投入稳步提升，已接近世界科技强国的水平；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在2015年就达到7915万人，在2016年则增至8327万人，自2005年以来，每年新增的科研工作者人数居全球首位：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和市场规模，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但在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创新人才队伍大而不够强，人才发展机制仍需健全和完善；学术生态仍需净化，创新文化尚需厚植；科技创新发展的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囯建设科技强国的探索》

材料二：

    ——摘编自《华为2013-2017年报》、《凤凰财经》

    材料三：

    全球范围内，惠及民生的科研一直马不停蹄。世界首个已故捐献者子宫移植孕育的婴儿在巴西诞生并健康成长。除了大脑，现代医疗的进步已经让人体主要器官移植成为现实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当新生儿出生后，就能得到一份DNA检测报告，通过DNA检测给新生儿做一个类似“占卜”的健康隐患测算。人类未来也许再也不怕疾病，所有的疾病在出生时就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城市装上眼睛耳朵，和一个巨型大脑，让它变成传感城市。如今，多伦多的一个叫Quayside的智慧城市计划项目，希望从头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区，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去建设，它以一个巨大的传感器网络为基础。这个网络将收集各种信息：空气质量、噪声水平以及人们的行为等数据。未来我们生活的城市，也许会都变得更加可控。立足民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与生命。

——摘编自《中国科普网》

材料一：

中国的近视患者有多少？统计数据显示，6个亿！其中，更让人忧心的，是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已经居世界第一，而且近年来，仍然不断呈上升趋势。以上海为例，上海眼病防治中心的监测数据是，2016—2017学年，上海小学生的近视率为47.2%，初中75.8%，高中达89.3%。

    数据触目惊心，防控近视，十万火急。为此，今年8月2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共同起草综合防控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几年的综合防控目标。

    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东城区教育部门，发布了本辖区未来几年的防控目标，并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

    具体措施是，除了落实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限制作业时间外，北京东城区教委还表示，要继续增加学生们的户外体育锻炼时间，确保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的实效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将严禁学生把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除了课业负担，手机等电子类产品的过度使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证明，是造成我国青少年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北京东城区教委对学校电子类产品的限制，实施效果值得观察。

（摘编自央视网《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防控近视刻不容缓》2018年9月14日）

材料二：

    微观来看，近视发病率居高不下关系到下一代的学习质量和个人发展；宏观上看，近视并非“小事”，它折射的是教育、家庭和社会的短板。

    近年来，虽然“减负”和关停补习班的呼声不断，但部分追求高升学率的学校和家长依然过于看重学习的量。素质教育应该看重的是学习的质量和效率，解决课外负担重是让学生享受高质量教育的必要条件，因此，学校应该建立与高质量教学相匹配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和教师考核体系，不要让“减负”只是一句承诺，甚至成为一块“心病”。

    近视折射的也是家庭教育、社会发展的“短板”。

    互联网时代，当手机、平板电脑触手可及，忙于工作的家长们是不是都应该承担起家庭责任？不要把陪伴的时间“让位”给电子产品。另外，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应该加强监管，从源头上避免无效、无用的信息“流入”青少年群体，让孩子从游戏机前、“小视频”前回归到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中。

    对近视这件小事的关心，体现的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决心。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次视力普查引发相关部门的担忧，因此推广的眼保健操，伴随了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但这些年来，青少年视力问题却被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对相关问题的“不够认真”，才导致了青少年的视力状况的“超乎想象”。

    孟子说：“胸中正，则眸子暸焉”。关注近视这件小事，便是“胸中正”的体现。政府部门、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都要直面防治近视的问题，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编自“浙江在线”《近视问题不能“近视”》，作者陈宁）

材料三：

    在加拿大，中小学学生家长在每学期期末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校方的“爱眼信”，信中详细阐述了视力保护的重要性、用眼卫生的注意事项、定期接受视力检查的方法等内容。由于在加拿大的医疗体系中，眼科是少数设有直接门诊的专科之一，家长可以根据校方的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到指定诊所接受定期的检查和治疗，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为孩子配眼镜，他们会为孩子验光，并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加拿大教育部严禁拖堂、补课等行为。由于许多学生坐校车上下学，校车准时发车，过时不候，所以，老师一旦拖堂，只得自己开车将孩子送回家。加拿大各中小学也不提倡多留作业，低年级基本无作业，高年级学生被要求当堂完成作业，孩子们几乎从未把作业带回家。加拿大教育部发言人称：“比起写作业，我们更希望孩子们能去自然中探索体验，学校的许多作业都与观察报告有关，多探索多体验能让孩子们在写观察报告时有更多的思路。”

（摘编自《各国为完善“近视迹象清单”做了什么？》《北京青年报》2018年9月15日）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内”“花美男”充斥屏募，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進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结，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此思。

（摘编自潘清《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