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由运用竹签作筹码来进行运算的“筹算”演变而来。《老子》中提到“善计者不用筹策”，《孙子》《管子》等著作中也有“算”“筹”二字出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筹算已比较普遍。唐代末年，已见筹算乘除法的改进，到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诀。但由于史料匮乏，珠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算盘是何人发明也无从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珠算”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徐岳《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东汉已出现了珠算方法及理论。北周甄鸾为此作注说：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用于停放游珠，中间部分用于确定算位；每个算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作数五，下面四颗，每颗作数一。但这种计算工具与现代算盘形制不同，现在通行的“穿档算盘”，算珠穿在“档”上，可以沿档上下滑动。档中横以梁，通常梁上方每档穿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方每档穿五珠，每珠作数一。定位后拨动算珠，就可做加减乘除及开乘方等运算。

     “算盘”名称最早见于宋代算书《谢察微算经》，因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宋代算盘就已出现。

1921年在河北巨鹿宋人故宅出土的一颗木制算珠，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相似。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铺的柜台上有一形似算盘之物，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确认，那就是与现代算盘形制类似的穿档算盘。宋末元初学者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里有以“算盘”为题的五绝一首，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引用时谚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元代谚语把资历渐老的奴婢比作算盘珠，也表明此物当时已很常用。此外，宋代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许多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算盘诞生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经济文化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极有可能。珠算因计算工具简便、数理内涵独特而被誉“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元世祖忽必烈时，科学家测定地球公转周期为365.2425天，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这样精确的计算就是利用珠算完成的。我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一台计算机，为应付庞大的计算工作，就出现了众多算盘高手齐聚一堂演算原子弹数据的场面，最后的计算结果准确无误。但随着计算器、计算机的普及，古老的珠算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尽管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珠算方兴未艾，连美国都要引进珠算作为新文化；但我国学珠算的人却越来越少，算盘也越来越罕见。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评选出“50个最伟大发明”，中国算盘也入选其中，并被评价为“第一批能够提高人类智力的工具之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会长苏金秀认为，看待珠算，不要仅限于其计算功能，而应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研究证明，珠算心算对幼儿和青少年有开发智力的作用，对特殊儿童有智障补缺与康复的作用，对老年人健脑和延缓衰老也能发挥作用。很多珠算“粉丝”也相信，就像有了飞机、汽车，照样还需要自行车甚至步行一样，珠算与电子计算器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各的功能，相得益彰。

（摘编自《指尖的文化：算盘的历史》）

    虽然风电成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前景广阔，但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弃风限电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已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弃风限电现象的根本在于有效解决风电消纳问题。

    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风电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为实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和20%的目标，我国应加快推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因为风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进入到替代能源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从西北、华北、东北到东南沿海，到处耸立着风机，我国风电呈现快跑态势，装机规模持续迅猛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5年领跑全球，累计新增9800万千瓦，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年发电量186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比2010年提高2.1个百分点。风电已成为我国继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

    专家认为，我国风电能迅猛增长得益于政策的持续性、补贴的力度大、投资者涌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风电疾驰发展的脚步相挟而来的是弃风限电问题十分严重。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全国弃风率为10%；2012年全国弃风率达到高峰，为17%；2014年全国弃风率为8%，同比下降4%。但今年以来，风电弃风现象加剧，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8%，同比上升6.8%。

“造成风电发展双面性的原因是风电消纳问题严重。”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而在200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仅为126万千瓦。10年间，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增加100多倍。风电发展速度过快、电网建设跟不上等是导致我国风电消纳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风电也存在着波动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缺陷。“三北”地区是风电消纳问题特别严重区域，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风电消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关乎风电发展的生死存亡。对此，《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消纳优先，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的原则，优化风电建设布局，大力推动风电就地和就近利用。

（本文作者叶伟，节选自2016年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有删改）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在我国，“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在我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将法律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作为社会理想和目标，已具有广泛的共识。但“五四”时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救亡图存、自立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主指向自立，科学指向自强，“民主”和“科学”自然就被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法治更多被看作是国家独立和强大之后，才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目标。“五四”没有把法治作为口号，主要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独立价值，而是将其作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成文法的颁布，还是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的适用等方方面面，但整个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法治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的重心，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此为中心，深刻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当时及后来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正式采用“法治”的表述，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一项宪法的的基本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保障。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不再是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目标。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变化本身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法制建设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曾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描述，“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可见，小康社会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百业兴旺、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内涵。即使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小康社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现代化，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二字，则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我们说法治是目的，是因为法治内在包含社会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等各类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指物质上的丰富、经济上的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而且还包含了个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安全的法治环境中，社会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环境安定和睦、权利自由受到保障、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等内涵，这些目标也是法治的目标。

（摘编自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纵观中国传统品牌的命名，大多以激发文化中善意美好的内涵为基础，兼顾汉语平上去入的韵律感知，增加品牌传播的能力。在选字用词时，老字号品牌多选用“福、庆、德、泰”等中国人认知中与吉祥喜庆相关的字词，如“全聚德”“隆庆祥”“瑞蚨祥”“盛锡福”等，这就很容易激活汉语母语者对品牌产生积极的联想，增加认同性。另一方面，传统品牌塑造过程也重视语言所代表的意象的产生。如“同仁堂”中，“同仁”源于《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丰泽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丰富而味道润泽的情景。老字号品牌将自身的产品与美妙的意象联系起来，无形中影响了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的潜意识。同时，传统品牌名称在发音上多为三音节，在音节上，既凸显于平淡的双音节词，又不会像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词那样增加记忆负担。而第三个音节的声调多为阴平（一声）和阳平（二声），这就使得这个音节音响效果出色，朗朗上口且易于汉语语言使用者记忆。传统中华文化的自信通过老字号的汉字、意象、韵律得到多方面表达。

    作为美式快餐代表的“麦当劳”（Mcdonald's），进入中国后，作为外来词，“麦当劳”采取的是直接音译的造词方式，即将英语中的发音与汉语中最相近的汉字读音对照起来，但这很难使人直接从语言形式中把它的意义推断出来。“麦当劳”代表的意义已突破了作为一种食品的基本词汇内涵，而成为美国快餐，乃至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20世纪美国文化的强势蔓延，麦当劳文化席卷全球。音译词这样的造词方式，本身是两类相异文化的一种无缝对接。但由于不同文化背后的实力之差，这种音译词曾一度成为“时尚”的代表。2017年10月12日，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将陆续更名。据介绍，此次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企业进一步中国本土化的需求。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洋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放弃了以前直接音译的命名方式，更多的选择利用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美、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做法来为自己的品牌命名，以达到迎合中国消费者的效果。如全球著名的民宿网站Airbnb将自己的中文名定为“爱彼迎”，此名可使中国人明显感受到该品牌内涵中浓烈的“彼此相迎之意”；瑞典享誉全球的家居品牌IKEA译名为“宜家”，这一译名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室宜家”，使熟悉中国文化的消费者非常容易与舒服适宜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共鸣；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旅游点评网站TripAdvisor将其译名定为“猫途鹰”，通过汉语中同一语音的汉字变体而创造出的一音双关的汉语名字，不仅让该网站猫头鹰的标识深入人心，还能自动激发中国人头脑中与旅途和行程相关的合理联想。

（节选自翟甜《品牌命名的语言之美》）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