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据《悉尼先驱早报》22日报道，考古学家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满谷国家公园发现大批冰河时期的人类足迹，年代在1.9万年到2.3万年前，是全球所发现最大一批、也是至今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远古人类脚印。

    这批脚印共有457个，位置在新南威尔士州满谷国家公园的威兰德拉湖附近的潮湿的粘土区，时间是在地球上一次冰河时期的高峰期，足迹中包括小孩、青少年和成年人，长度在13厘米到30厘米之间，从脚印的形状和深度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人有的在跑，有的在走，有的足迹显示有人在打猎，包括一个身材可能高达2米的男性，他当时奔跑的时速在20公里左右。

    土著人----穆西穆西人中一位名叫玛丽·帕宾的人于两年前发现了第一个脚印，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随后，邦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斯蒂夫·维博教授于是率队前往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450个同一时期的人类脚印，维博说，这些脚印让人们得以一窥当时居住在潮湿内陆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情况，这是通过其他考古证据无法做到的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这些脚趾缝里挤出的泥巴。

    考古队根据脚印的数量、步伐距离等推测留下足迹人类的身材，维博说：“他们很有运动能力，很强壮，我推测此处部分男性的身材相当类似。”维博日前在脚印发现地6公里远处另外挖掘出两具17000年前的人类遗骸。

    这一地区传统的管理者是威兰德拉湖地区世界遗产区三个传统部落年长者社团成员，他们对于这一发现感觉相当高兴。帕宾女士是穆西穆西人的长老，她介绍说，沿着这些脚印走，就象与一个家族一起散步一样，他们是同样的人。她认为：“这些脚印从沙丘下显露出来，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人是多么聪明，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生存。”

    恩吉亚姆帕亚部落长老罗伊·肯尼迪表示，这里很早就是他的部落举行特别会议的地点：“它是沙漠里的绿洲。”大约2万年前，现在已经干涸的湖泊里可能有鱼、贝类和小龙虾。考古小组通过脚印的大小和他们的步幅，推断出这些古人的身高。维博教授最近还在大约6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掘出两个17000年前的头骨碎片。他说：“当时的人是运动型的，非常强健，身材很好。我认为，在这里的那些人都非常熟悉。”

    该州环境部长德布斯说，这些脚印显示，当时有一大群人在此走动、活动：“我们看到在父母脚印之间有小孩子跑步的足迹，父母以直线前进，小孩子则绕着他们跑。”这些脚印记录了约2万年前新南威尔士州住在这座湖边的原住民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这是很重要的纪录。维博21日先公布了其中124个脚印的研究所得，完整报告将在《人类进化》杂志上发表，参与研究的还包括墨尔本大学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家。

数字图书革命影响深远

    书籍进入数字世界不是用像素代替油墨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们阅读、写作和出售书籍的方式可能由此发生深远变化。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500多年来一直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重要特性将受到削弱。

    数字图书革命有着远大前途和巨大机遇。能够即时搜索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将使找到所需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观点将由此扩散，创新将由此激增。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建立起一个包括自己所有藏书在内的虚拟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方便地被搜索到。这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亚马逊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使用了电子阅览器“kindle”后，人们购买的书籍比以前多得多。对图书销售而言，容量无限的随身书店是个好消息。对知识的传播而言，也许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注意力这一21世纪最有限的资源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

    实体书依然是集中注意力的逐行阅读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在线阅读时，你一会儿看看博客，一会儿收发电子邮件，一会儿又浏览电子版的《纽约客》杂志，自然而然就分散了注意力。因此我担心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完全沉浸于另一个世界）将受到削弱。我们可能会像读杂志和报纸那样读书：这儿看看，那儿翻翻。

    将书籍放在网上还会改变我们寻找书籍和讨论书籍的方式。你知道，在你读书时，随时都可以与他人就你所阅读的段落甚至句子进行对话。

    从经济角度而言，电子书也可能改变阅读和写作的惯例。销售电子书意味着，向潜在购买者提供“免费样品”以吸引他们购买整本书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例如，“kindle”阅览器允许读者免费下载很多书籍的第一章内容。

    不难想像，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书籍的序言将发生何种变化。目前，写序言时的假设是，人们已经买下了这本书。将来，当序言是“免费赠送”时，情况就不同了。序言要用来吸引读者购买整本书。

    至于非小说类书籍和短篇小说集，将出现“点菜式”的定价，读者可以花99美分购买某一章节，就像现在可以购买一首单曲一样。

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大龙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叫“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地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更多的是“心性”的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物性”则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帙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得到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在各自所侧重的方面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

(选自《人民文摘》，有删改)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的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丝绸之路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都与丝路密不可分。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于丝路。

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英国山水画大家康斯保罗的杰作《绿野长桥》洒脱出尘，一如江南的旖旎风光；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融合，并在灾融过程中对中原地区的音乐美术、工艺建筑等产生深远影响；而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欧洲后，受到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成为百科全书派中激烈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