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本来是亡国遗民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义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一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这不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_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柔顺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提倡的儒道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论语》记载了一次对话——于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这便是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从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只是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

    《中庸》中有子路问“强”一节，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一个人自信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柔道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要“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选自胡适<说儒》，有删改）

    ①从2005年《仙剑奇侠传》开始，玄幻逐渐成为国产剧重要类型。2017年，这一类型影视作品仍然不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古情歌》《醉玲珑》《轩辕剑之汉之云》《择天记》等作品纷至沓来，但除了年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关注度较高外，其他作品并没有激起多大浪花。玄幻剧已经略显疲态。

    ②类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西方魔幻电影，玄幻剧是创作者将常规物象幻化变异从而为观众带来超现实奇异感受的叙事艺术。得益于数码技术日新月异，玄幻剧营造出更加逼真的视听体验，让现众情感得到宣泄。与此同时，模式单一，情节雷同等问题使得这类作品豆瓣评分普遍在3—5分（满分10分）。反观国外幻想题材影视剧，无论《指环王》三部曲还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不仅成为经典之作，其衍生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关注和期待。国产玄幻剧为什么产量大却难以留下精品呢？

    ③概观这些玄幻剧故事内容大多是人、神、魔，甚至飞禽走兽，在架空世界里陪伴着男女主人公，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故事虚浮，主题轻浅，视野狭小，又缺乏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相比于中国古代神话，志怪文学，神魔小说，这些玄幻剧往往只是披着古人外衣，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养分，挖掘深度内涵。因而情感苍白，意义稀薄。比如，某玄幻剧有不少《山海经》元素和上古神话影子，但仅仅作为符号存在，并未与故事本身有机融合在一起。再比如“渡劫”在古典小说中，指神仙们通过修炼来提升法力以渡过劫难，而玄幻剧中的“渡劫”则是一场接一场恋爱，丢掉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气磅礴，而仅囿于一己悲欢之中，与之相比《指环王》立意创造属于英国的神话，作品更是大量借用北欧传说及史诗《贝奥武甫》的内容。同为通俗文艺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留下金庸等人经典之作，是因为它发展了传统武侠小说类型叙事，为侠义精神赋予新意义。作品对中国传统巧妙化用更是俯拾皆是。

    ④幻想题材大众文艺作品受到人们欢迎，最重要的是透过超现实想象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远者如《聊斋志异》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批判；近者如《蜀山剑侠传》对民国乱世的思考，就连《天仙配》《白蛇传》这样的爱情主题作品，也是古代人摆脱封建制度枷锁，向往自由美好爱情的观照，而玄幻剧与生动描绘现实社会，巧喻世俗百态的传统是断裂的，很难看到具有鲜明现实关怀，表达主流价值观的玄幻作品，光怪陆离的影像如果剥离现实关切，最终将只剩下“颜值”炫景和喧嚣。

    ⑤青少年群体是玄幻文艺最大推动者，他们寻求新奇故事和瑰丽想象的审美趣味牵动着资本的热情。一些浮躁的制片单位为赚快钱和高收益，祭出粉丝经济的法宝，忙于把原著粉丝和明星粉丝转化为改编作品的消费者，却没有在内涵挖掘和艺术锤炼上进行沉潜，最终将伤害这门艺术的根基。从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言，中国玄幻剧有希望出精品，出佳作，如果不用心经营，从风靡一时堕落成明日黄花，实在令人惋惜。

（选自2018年2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应该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载体，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学、哲学角度研究经学，但和以西医的方式研究中医一样，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摧枯拉朽式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的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晚清道咸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系统已经开始发生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然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所谓“同光中兴”，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种新变不只是作为常道的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还是在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也是极有争议的，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同时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发掘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够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仍然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该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一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了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该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该显示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由于古礼的原则至少在汉代以后就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更深入的清理，因此应该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来说，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仍然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然。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