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tái）它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yīn）趾支离无脤（shèn）”“瓮盎大瘿（yǐng）”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dòu）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有删改）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鱼的故事

张炜

    父亲也被叫到海上拉鱼了。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海上看那些拉大网的人。

    海上没有浪，几个人把小船摇进去。随着小船往海里驶，船上的人就抛下一张大网。水面上留下一串白色网漂。小船兜一个圈子靠岸。剩下的事儿就是拽住大网往上拖，费劲地拖。这就是“拉大网”。

    网一动，渔老大就呼喊起来，嗓门吓死人。所有的拉网人随号子嗨呀嗨呀叫，一边后退一边用力。

    大网慢慢上来了，岸边的人全都狂呼起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鱼一齐离水。各种鱼都有，最大的有三尺多长，头颅简直像一头小猪。有一条鱼的眼睛睁得老大，转动着，一会儿盯盯这个，一会儿盯盯那个。我相信它懂事。

    岸边早排好了长队，都是赶来买鱼的人。他们有的推车，有的担筐。鱼不值钱，卖鱼的扔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背鱼。

    父亲真辛苦，每天要拉好多网，早晨要拉“黎明网”，这网最重要。这时也是海上老大最精神的时候。拴网绳了，喊号子了，领头喊的人两手伸得像大猩猩一样长，一举一举大喊。海上老大就高兴这样。父亲也跟上喊，额头冒着汗珠。

    父亲学会了做一种毒鱼。这种鱼肉最鲜，可偏偏有毒，毒死的人数不完。母亲一见它就吓得叫起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冒这个险。父亲把衣袖绾起，用一把小刀剖开鱼肚，然后分离出什么，把鱼头扔掉。用清水反复冲洗，又将鱼脊背上那两根白线抽掉，说：“没事了。”母亲喘着把鱼做好。

    一种奇特的鲜味飘出。真好吃。这才叫好吃。

    父亲从酒葫芦里倒出一点酒，让我和母亲都尝了一小口。这天晚上愉快。父亲还唱起了一首拉网的歌。母亲为他缝补衣衫。我胆子大了，伏到父亲背上。脊背热得像炕。

    父亲常把海上的欢乐带回，又差点全部抵销。这次父亲又捎回几条毒鱼，扔在地上就睡去了。母亲仿照父亲上次那样把鱼剖开，从头全做一遍。还是鲜气逼人。美吃一顿。

    一个多钟头过去，我有点晕。真的晕了。接着我看见父亲全身抖动，手指像按在一根琴弦上，又颤又挪，嘴里吐出了白沫。母亲比我们好一点，脸也黄了。

    母亲摇晃过来，我们扶在一起。母亲说：“到外面采一点木槿叶，采一点解毒草。”

    我往外连爬带跑。草地上全是一样的草稞，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同。这些草稞像是向我伸来，抚摸我。我低下头，它们像火焰一样烧我的脸。  

    母亲已经采到了一株解毒草，她先嚼碎一些，吐在我嘴里。原野在眼前变成一片紫色，又变幻出更奇怪的颜色。整个原野都有一层紫幔，下面像有一万条蛇在拱动。它不停地抖、舞，升上来。眼看就要把我覆盖了。我不能挣脱。我想起了妈妈，睁大眼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不知喊了多久，才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躺在小茅屋里，旁边是父亲。母亲坐在那儿，旁边的碗里是捣成稀汁的解毒草。她说：“孩子，你说胡话……”

    吃毒鱼后一个多月的晚上，外面起了大风。风很大，搅弄得整个荒滩不得安宁，风声大得使我害怕。我睡着了，接着就梦见一条小鱼。好俊的小鱼。它打扮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走进了茅屋。母亲把她抱到怀里，给她梳理透明的头发。真漂亮，除了有两个鱼鳍，到处和人一样。我扯着她的手在院里玩，一起逮蝉。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不好意思。不过，幸福啊。

    她说她要走了，但是还会常来小屋。走前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所有的亲戚都给海上老大逮来了。他们死得惨。她让我求求岸上人，求求他们住手吧。如果他们做得到，她就可以嫁到岸上来。

    我哀求母亲答应她的话，哀求母亲去找海上老大，母亲答应了。

    小鱼姑娘又来了。她哭着，告诉我：他们还在捕鱼，海里那么多姐妹再也看不到了。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刚才路过渔铺的时候，给好多睡觉的拉网人腿上胳膊上都扎了红头绳：“我把他们扎住了，他们就不能下海了。”

    梦做到这儿就醒了。我觉得像失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竟然哭了。

    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怀里，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了这个梦。天亮后父亲要到海上去，母亲让他小心一点。她把我的梦告诉了他，说：“孩子梦见好多拉网人都给扎上了红头绳。”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把我的梦告诉了海上老大，老大只是一笑。

    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

    父亲跑回来嘴唇都紫了，双手抖着跟母亲讲了风暴。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直眼盯着我。

    这就是鱼的故事。我再也忘不掉，一直没忘。尽管许多人说那只是一次巧合……

（选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有删改）

母亲的青果

曾瓶

    父亲去世那年，栽了四十多株青果苗。父亲说，以后这青果林，就是他和母亲的养老林！

    七八年时间，父亲栽下的青果树有二十多株长大成林。当初不足半人高的幼苗，足有碗口粗了。花开时节，整个老家瓦屋都笼罩在淡淡的清香里。

    二叔来找母亲。他手里提着一个药口袋，背上背着一个喷雾器。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农活儿，时常靠二叔过来帮忙。

    二叔满脸喜气，告诉母亲，看今年青果花开的样子，一株挂百多斤，应该没问题。二叔替母亲算着账，一株一百斤，二十多株就是两三千斤，好几千元啊！

    母亲也很高兴，似乎感觉到钱已装进她口袋了。她说准备将卖青果的钱款，拿来安装天然气，入户费要七千多元。

    二叔要母亲赶紧打农药，他已经带来了，不用母亲动手，只需帮忙就是。二叔也种有二十余株青果树，他的树早两年成林，去年，收获了将近两千斤青果，商贩开车来收购，得了八千多元。二叔刚给自己的青果林打过农药，很高兴，告诉母亲，今年，他家至少收获三千斤青果。

    母亲不让二叔打农药。母亲说你一打农药，那些采蜜的蜜蜂，不是就全死了？去年，二叔给花打农药，母亲就这样劝过二叔。没有蜜蜂，怎结青果？

    二叔耐心地做母亲的工作，告诉母亲，打农药，就是为了多结青果。他拿出一本书和农药的说明，让母亲看。二叔说，不打农药才没有青果。二叔正告母亲，他是为母亲好，如果不打农药，她的青果至少掉一大半，不是亏惨了嘛！他要母亲好好想想。

    那些农药，会不会跑进果子里？母亲说。

    二叔说，自己吃的那株果树，不要打。

    母亲听后坚决不让二叔打农药。

    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又扛着一个口袋过来，里面装着化肥。二叔刚在自己的青果林里施了化肥。他告诉母亲，现在正是长果子的时候，得赶紧施加一些化肥，结出来的青果个头才足。他把说明书拿给母亲看，得意地指着上面的文字，告诉她，到时，产量至少增加三成。

    母亲问是什么化肥？会不会钻进果子里面去？人吃了好不好？

    二叔很不高兴，说他是为母亲好，你瞎操那些闲心干什么？到了卖青果的时候，还不是给那些来买的商贩说，从来没有用过化肥，都是施的农家肥。

    母亲说她就施农家肥，反正那些粪水，在粪坑里，也快漫出来了。

    二叔说，那要花多少人力啊！根本没有化肥效果好！

    母亲不要二叔替她施化肥。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半桶半桶地，挑着粪水，往林子里，给青果树施肥。

    又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再次背着喷雾器来到母亲的青果林。二叔很着急，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够听母亲的了，必须给青果打药。二叔解释说，这段时间，如果不打农药，那些虫子，会在青果上来来回回地爬。

    母亲不高兴地说，那些虫子，要爬就让它们爬好了，惹你什么事情了！

    二叔说，事情大得很，那些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到时，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疤痕，一点儿卖相都没有。价钱差得很远。

    母亲问，农药喷在青果上，人吃了会好？

    二叔说他有一株青果树没有打药，到时，他家就吃那株没有打农药的。二叔狡猾地笑着，问母亲，卖青果的时候，谁会说自己往青果上打农药了？都说没打过。买青果的，谁不喜欢长相好的？二叔说，这农药厉害，喷上去，那些虫子，眨眼就死掉了。

    青果成熟的时候，收购青果的商贩来了不少。二叔家的青果以四元八毛一斤订出。二叔一脸红光，他粗粗估算了一下，他家的青果，将收获四千斤，两万元将装进腰包。二叔对母亲不听劝告很是痛心。据二叔估算，母亲的青果，五百斤都成问题。但二叔还是带了不少商贩来看母亲的青果林。

    母亲说她的青果要卖十元一斤。她的青果实实在在没有打过农药，没有施过化肥。二叔也在旁边帮腔，确实没有。

    商贩还了母亲两元三毛一斤。母亲哪里转得过弯子？商贩不管母亲，那些长着斑痕的青果，谁要？他们是做生意的，不赚钱的事情，谁干？你说你没有施过化肥用过农药，商贩指着漫山遍野的青果，谁会说他的青果打过农药施过化肥？

    母亲最终以两元七毛一斤的价格出售了她的四百余斤青果。

    第二年青果开花的时候，母亲依然拒绝二叔替她给青果打农药。母亲听了农技站的建议，早早地修剪枝条，深翻灭虫，还养了几箱蜜蜂。母亲养的这些蜜蜂只是在那些没有打农药的青果花和野花上采花蜜，像是听懂了母亲的叮嘱。

    秋天，那些收购青果的商贩又来了。这一次，母亲的青果连同那些蜂蜜全都被一个戴眼镜的商贩收购了，而且那商贩还跟母亲签了长期合同，惊得二叔和村民们目瞪口呆。母亲没有表现得很得意，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有删改）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