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散文

    地域文化散文是指作者从地域文化视角创作的散文。一个散文作家生活在特定地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受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熏染、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他创作散文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贯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

    散文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格、方言、行为、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丹纳看来它与种族、时代并列为文学三要素之一。他认为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艺术的。他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而这正好直接关乎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散文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散文中，它们主要展示为一种独特的、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面与场景画面，给人以直观之感，或勾画出一种情调，一种氛围，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当然，体现于散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地域风情永远与人的生命存在着交织现象。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理解力等就成为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民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给他以熏陶、感染，遂形成他最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绵长悠远的乡情、乡思、乡恋，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入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这种故乡情绪，或日乡土情结，是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如西北作家贾平凹，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家乡商州的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历史现实为创作的背景，并且越来越广阔、深入地表现着时代剧变中家乡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个人命运的变迁，刻画着乡里人的性格与灵魂。他散文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秦汉文化意识。他的《黄土高原》、《秦腔》、《专三边》、《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散文，从文化的深度揭示了人们的生存世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商州人生命力的质朴、坚韧、绵长。

    地域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域，折射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洞悉与思考，呈现了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揭示出人们忽略的种种地域文化现象，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地域文化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味。

（节选自董小玉《贾平凹地域文化散文的审美观照》，有删改）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这两种幸福观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们虽然在人性中有其根源，但受到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激发，从过去的羞羞答答走向了今天的大胆直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动机。所有社会资源本身都是利益，而且可以作为带来更大利益的资本。于是，在不少人那里，占有资源便不再是作为幸福的必要条件，而成为人生的目标，成为自我实现的标志。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消费主义盛行。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刺激和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给人们欲望的满足提供了目不暇接、花样翻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容易以为欲望得到越多满足、得到越高层次的满足就越幸福。于是，物质享受幸福观便流行起来。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之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节选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2017年1月23日《光明日报》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

    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因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科学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节选自《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第十一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有删改）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