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仁慧

汪曾祺

    仁慧是观音庵的当家尼姑。观音庵是一座不大的庵。尼姑庵都是小小的。当初建庵的时候，我的祖母曾经捐助过一笔钱，这个庵有点像我们家的家庵。我还是这个庵的寄名徒弟。我小时候是个“惯宝宝”，我的母亲盼我能长命百岁，在几个和尚庙、道士观、尼姑庵里寄了名。这些庙里、观里、庵里的方丈、老道、住持就成了我的干爹。我的观音庵的干爹我已经记不得她的法名，我的祖母叫她二师父，我也跟着叫她二师父。

    二师父是个面色微黄的胖胖的中年尼姑，一天只是潜心念佛，对庵里的事不大过问。在她当家的这几年，弄得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二无用也知道自己无用，就退居下来，由仁慧来当家。

    仁慧是个能干人。

    二师父大门不出，仁慧对施主家走动很勤。谁家老太太生日，她要去拜寿。谁家小少爷满月，她去送长命锁。每到年下，她就会带一个小尼姑，提了食盒，用小磁坛装了四色咸菜给我的祖母送去。别的施主家想来也是如此。观音庵的咸菜非常好吃，是风过了再腌的，吃起来不是苦咸苦咸，带点甜味儿。祖母收了咸菜，道声：“叫你费心”。 随即取十块钱放在食盒里。仁慧再三推辞，祖母说：“就算是这一年的灯油钱。”

    仁慧到年底，用咸菜总能换了百十块钱。

    她请瓦匠来检了漏，请木匠修理了窗槅。窗槅上尘土堆积的槅扇纸全都撕下来，换了新的。而且把庵里的全部亮槅都打开，说：“干嘛弄得这样暗无天日！”院子里的杂草全锄了，养了四大缸荷花。正殿前种了两棵玉兰。她说：“施主到庵堂寺庙，图个幽静，荒荒凉凉的，连个坐坐的地们都没有，谁还愿意来烧香拜佛?”

    我的祖母隔一阵就要到观音庵看看，她的散生日都是在观音庵过的。

祖母的散生日总要在观音庵吃顿素斋。素斋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香蕈(即冬菇)汤；荠菜、香干末作馅，包成薄皮小饺子，油炸透酥。 倾入滚开的香蕈汤，嗤啦有声，以勺舀食，香美无比。

仁慧募化到一笔重款，把正殿修缮油漆了一下。 焕然一新，给三世佛重新装了金。在正殿对面盖了一个高敞的过厅。正殿完工，菩萨"开光"之日，请赞助施主都来参与盛典。这一天观音庵气象庄严，香烟缭绕、花木灼灼，佛日增辉。施主们全部盛妆而来，长裙曳地。礼赞拜佛之后，在过厅里设了四桌素筵。素鸡、素鸭、素鱼、素火腿……使这些吃长斋的施主们最不能忘的是香蕈饺子。她们吃了之后，把仁慧叫来，问：“这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鲜?没有放虾籽么？”仁慧忙答：“不能不能，怎能放虾籽呢?就是香蕈！——黄豆芽吊的汤。”

    观音庵的素斋于是出了名。

    于是就有人来找仁慧商量，请她办几桌素席。 仁慧说可以。但要二天前预订。 因为竹荪、玉兰片、猴头、都要事先发好。来赴斋的有女施主，也有男性的居士。也可以用酒，但限于木瓜酒、狶莶酒这样的淡酒，不预备烧酒。

    二师父对仁慧这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这叫做什么?观音庵是清静佛地，现在成了一个素菜馆！”但是合庵尼僧都支持她。赴斋的人多，收入的香钱就多，大家都能沾惠。佛前"乐助"的钱柜里的香钱，一个月一结，仁慧都是按比例分给大家的。至少，办斋的日子她们也能吃点有滋味的东西，不是每天白水煮豆腐。

    尤其使二师父不能容忍的，是仁慧学会了放焰口。放焰口本是和尚的事，从来没有尼姑放焰口的。仁慧想。一天老是敲木鱼念那几本经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尼姑就不能放焰口?哪本戒律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她要学。善因寺常做水陆道场，她去看了几次，大体能够记住。她去请教了善因寺的方丈铁桥。这铁桥是个风流和尚，听说一个尼姑想学放焰口，很惊奇，就一字一句地教了她。她对经卷、唱腔、仪注都了然在心了，就找了本庵几个聪明尼姑和别的庵里的也不大守本分的年轻尼姑，学起放焰口来。 起初只是在本庵演习，在正殿上摆开桌子凳子唱诵。咳，还真像那么回事。尼姑放焰口，这是新鲜事。于是招来一些善男信女、浮浪子弟参观。你别说，这十几个尼姑的声吾真是又甜又脆，比起和尚的癞猫嗓子要好听得多。仁慧正座，穿金蓝大红袈裟，戴八瓣莲花毗卢帽，两边两条杏黄飘带，美极了！于是渐渐有人家请仁慧等一班尼姑去放焰口，不再有人议论。

    观音庵气象兴旺，生机蓬勃。

    解放。

    土改。

    土改工作队没收了观音庵的田产，征用了观音庵的房屋。

    观音庵的尼姑大部分还了俗，有的嫁了人。

    有的尼姑劝仁慧还俗。

    “还俗?嫁人?”

    仁慧摇头。

    她离开了本地，云游四方，行踪不定。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嵋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有许多关于仁慧的谣言。说无锡惠山一个捏泥人的，偷偷捏了一个仁慧的像，放在玻璃橱里，一尺来高，是裸体的。说仁慧有情人，生过私孩子……

    有些谣言仁慧也听到了，一笑置之。

    仁慧后来在镇江北固山开了一家菜根香素菜馆，卖素菜、素面、素包子，生意很好。菜根香的名菜是香蕈饺子。

    菜根香站稳了脚，仁慧把它交给别人经管，她又去云游四方。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嵋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大账簿

丰子恺

    我幼年时，有一次坐了船到乡间去扫墓。正靠在船窗口出神，手中拿着的不倒翁一刹那间形影俱杳。我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窗下的层出不穷的波浪，再向船后面的茫茫白水怅望了一会，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又悲哀这永远不可知的命运。它也许随了波浪流去，搁住在岸滩上，落入于某村童的手中；也许被鱼网打去，从此做了渔船上的不倒翁；又或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岁久化为泥土，世间从此不再见这个不倒翁。我晓得这不倒翁现在一定有个下落，将来也一定有个结罘，然而谁能知道这不可知的命运呢？终于我想：将来我长大起来，总有一天能知道这究竟，能解除这疑惑与悲哀。

    后来我果然长大起来。然而疑惑与悲哀，反而随了年纪的长大而增多增深了。我赴郊外散步，偶然折取一根树枝，后来抛弃在田间的时候，总要对它回顾好几次：“我不知几时得再见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远不得再见它了!它的后事永远不可知了!”有时已经走了几步，又回转身去，重新拾起，郑重地道个诀别，然后硬着头皮抛弃它，再向前走。明明晓得这些是惜不胜惜的琐事，然而悲哀与疑惑确实地充塞在我的心头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结着这粒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刈、谁的磨、谁的舂、谁的粜，而到了我们家，而落在我的衣襟。这种疑问都可以有确实的答案；然而除了这颗饭粒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袋里摸出一把铜板，分明个个有复杂而悠长的历史。它们之中，有的曾为街头的乞丐哀愿的目的物，有的曾为劳动者血汗的代价，有的曾经参与在盗贼的赃物中，有的曾经安眠在富翁的大腹边。这些铜板倘会说话，我一定要尊它们为上客，恭听它们历述其漫游的故事。但它们都像死也不肯招供的犯人，心中分明秘藏着是非曲直，然而不肯泄漏它们的秘密。

    现在我已行年三十，那种疑惑与悲哀在我胸中，分量日渐增多；但刺激日渐淡薄了。因为我参考大众的态度，看他们似乎全然不想起这类的事，饭吃在肚里，钱进入袋里，就天下太平，梦也不做一个。这在生活上的确大有实益，我就拼命以大众为师，学习他们的幸福。学到现在，只是那种疑惑与悲哀的刺激淡薄了一点，然其分量仍是日渐增多。我每逢辞去一个旅馆，无论其房间何等坏，临去时总要低徊一下，想起“我有否再住这房间的一日？”又慨叹“这是永远的诀别了!”。每逢下火车，无论这旅行何等劳苦，临走时总要发生一种特殊的感想：“我有否再和这人同座的一日？恐怕是对他永诀了!”但这等感想的出现非常短促而又模糊，像飞乌的黑影在池上掠过一般。我究竟已有了学习的工夫了。然而一旦不见了老师，而离群索居的时候，我的故态依然。现在正是：春风送进一片白桃花的瓣来，落在我的稿纸上。这分明是从桃树上吹下来的，然而有谁知道它生在哪一枝头的哪一朵花上呢？窗前白雪一般的无数花瓣，分明各有其故枝与故萼，谁能一一调查其出处，使它们重归呢？

    我仿佛看见一册极大的大账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于是我从来的疑惑与悲哀，都可解除了。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结果，一一都有记录饭粒与铜板的来历，一一都可查究；旅馆与火车对我的因缘，早已注定在项下：片片白桃花瓣的故萼，都确凿可考。连我所屡次叹为永不可知的沙堆的沙粒的数目，也确实地记载着，下面又注明哪几粒沙是我昨天曾经用手掬起看过的。

    凡我在三十年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有极详细的记载与考证；其所占的地位只有书页的一角，全书的无穷大分之一我确信宇宙间一定有这册大账薄。于是我的疑惑与悲哀全部解除了。

    一九二九年清明过了写于石湾

（有删改）

最后一位客户

周海亮

    他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客户。那客户将会带过来15万元现金。对客户来说，这是一笔重要的生意。他们合作过好多次，彼此早以兄弟相称。好像这并不夸张，因为客户对他已经深深信任。

    他的公司开了好几年，似乎一直运转良好。不过，只有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有他知道自己赔了多少钱，又欠下多少债；只有他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崩溃；只有他知道，明天，公司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他等待的，只有这最后的一位客户。他将收下这位客户的15万元现金，然后在黄昏，携款潜逃。他知道他肯定可以做到，因为那位客户对他毫无戒备。他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可是他想搏一把。

    客户在约好的时间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他把客户让到沙发上，递烟递茶，聊些无关紧要的话。太阳在窗外从容且温暖地照着，他却不停地打着寒战，终于他们聊到了正题，客户打开密码箱，他看到15摞码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

    这之前，他见到过太多次15万元。每一次都代表着一笔不错的生意。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没有生意可做。他根本不打算、更没有信心完成这单生意。他只想骗下这15万元钱。然后，开始他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已经订好了机票。他知道自己一旦跟客户说了谎话，就将变成贼，就将开始逃离。可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他认为自己只能这样做。

    客户说：“这次有问题吗?”

    他说：“没问题。明天早晨，您过来提货。”

    这时电话响了。很突然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是母亲打来的。上一次他和母亲通电话，还是一个多月前。

    母亲说：“你还好吗?”

    他说：“还好。”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买了很多菜，排骨已经炖好了，晚上回回锅就行……”

    他说：“不了，今晚，忙……”

    母亲问：“生意不顺心吗?”

    他说：“没有，生意很好，刚接了一笔大单子，15万……”

    母亲说：“那就好，晚上回来吧，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吃过饭了。”

    他说：“怕真的没时间。”

    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母亲突然问：“是不是生意不顺心?”

    他说：“没有，刚接了一笔大单子……”

    母亲说：“你骗不过我的，上次你回家，看你唉声叹气的，就知道肯定是生意遇到了麻烦。如果撑不下去了，别硬撑，回家歇一段日子……不管如何，家永远欢迎你。”

    他抹一下眼睛，说：“生意没事。”

    母亲说：“我给你攒了些钱，也许能帮上你的忙。晚上你回家吃饭时，我把钱给你。”

    他问：“多少?”

    母亲说：“5000块。”

    他终于流下眼泪。今晚，他将携15万巨款潜逃，母亲却将一直守在饭桌前，等他回家吃饭。为了赚钱，他在酒店里宴请他的生意伙伴，花掉很多个5000块钱，而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公司，却悄悄地攒下5000块钱，并幻想用这5000块钱挽救他的公司。

    他握着电话，流着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等你。”然后，电话挂断了。

    其实，家与公司，相距不足20里。他慢慢踱到窗前，看窗外的阳光。阳光下人流如织，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快乐的。他想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走在阳光里，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阴暗。他们之所以快乐，或许，只因为他们今天能够回家，吃一顿母亲亲手做的晚饭。

    客户被他的样子吓坏了。问他：“你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

    客户说：“那我先走了，钱你收好，明天一早，我来提货。”

    他喊住了客户。他说：“没有货，我骗了你，我犯下一个无耻的错误，我想骗走你的15万元钱。”

    客户愣住了。在确知他没有开玩笑以后，客户思考了很久。然后，客户说：“我可以等你3天，3天里，只要你能备齐货，我还会和你做这笔生意。不过，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这个疯狂的举动?”

    他说：“是母亲，因为母亲今天晚上，会一直等我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他真的回了家，陪母亲吃了晚饭，和母亲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第二天回来时，他带上了母亲给他的5000块钱。他把它们存到银行，将存单镶在镜框里，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办公桌上，日日擦拭。

    三天后，他真的做成了那笔15万元的生意，他的公司竟然起死回生。

    他并不避人。他在好几个场合说起过这次经历。每到这时，就会有人感叹说：“亏了那位客户，如果没有他那笔15万元的生意，如果没有他对你的信任和宽容，你也许不会挺过来，更不可能把公司做到现在。”

    他点头。他承认那位善良并宽容的客户给了他很多。可是他认为，真正挽救自己的，是他的母亲。是母亲的5000块钱，是母亲的那顿晚饭，是母亲的几句问候，甚至，仅仅是母亲关切的眼神。

    他坚信，虽然母亲不懂经商，但她永远会是自己最后一位客户。

（选自《绽放：开在瓶子里的温暖》，有删节）

审视

连亭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地审视自己和村庄的关系。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逃离，那时我所知道的方式有外出打工、远嫁、读书。

我仔细地比较过各种逃离的方式。首先考虑的是打工，因为每逢过节，外出务工的人回来，总是光鲜亮丽的，说起话来神气十足，羡煞我们这些土里吧唧的孩子。后来，我发现他们最终是要回到村里娶妻生子的，即他们并不能彻底离开村庄。于是，我想到远嫁。我热切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姑娘的婚礼，最后失望地发现，她们只不过是嫁到别的村庄罢了。换句话说，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罢了。我跑回瓦屋问外婆，怎样才能不待在村里呢？外婆说，只要上大学，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走上了读书进城的路，走得艰难而决绝。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审视村庄的匮乏，一次又一次地剖析我的不足，我才能在前进的路上披荆斩棘。我成功了，以磨损村庄的属性作为代价。

当我在城市蒙受委屈时，我对村庄的感情却发生了改变。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逐渐缠绕我。

它第一次俘获我是在高中时期，是因为赤裸裸的贫穷。那时我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市区高中念书。我的城市同学，多是衣食无忧，日子飞扬而快乐。而我，总是因为缺钱小心翼翼地躲避宿舍的集体活动。我的内心是孤独和羞耻的。我多么渴望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开始思念村庄，渴求它的庇护。在复杂的怀念中，我对村庄重新找到了认同感。

人大约非得走出了自身的境遇之后才知道缺失了什么。无论主动或是被动选择，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无论保留或者抛弃，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命运。由此，我也对村庄有了更多的理解。

如今，贫穷已经难不倒我，我依然被乡愁缠绕。它如河流般在我血脉里流淌。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依然不愿意回到村庄，这是我不得不诚实面对的一点。

我依然在努力远离它，即使漂泊不定，风餐露宿，我也不停下脚步。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村庄是村庄，所以我才离开吗？显然，不全是，这里面有梦想的推动，有远方的诱惑。然而，反过来想，不也正是因为村庄无法承载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和野心，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吗？

起先只是一些人，后来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朝一个方向而去，进入新的世界，那些人背后的世界，就冷寂下去，隐没在背影里。然而，又因为背后的世界承载他们过去的生息，他们在新的世界呼吸时，总能隐微感到一种来自往日的终痛。

在过去的世界，村庄的先辈和草木杂居，与河流相伴，只要愿意，先辈们随时可以同鸟儿一起唱歌，同鱼儿一道游玩，在太阳下劳作，在黄昏后饮酒，在日与月的间隙里大笑、悲伤。他们唱歌，是因为阳光如此美好。他们劳作，是因为庄稼如此勃发。他们悲伤，是因为总有人免不了告别这世间的冷暖。

后辈们进入新世界，经历动荡与迷惘，忍不住频频回望早已远去的昨日。这时候，他们所生发的思念是单纯的吗？他们对村庄所燃起的强烈感情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曲折的。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再回到过去的世界。即使只能在新的世界强撑面子，纵然面庞已积累太多尘垢，他们宁可在虚荣中郁郁寡欢，唉声叹气，也不愿意回头。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悖论。

当我们在城市定居后，村庄的老房子已不能承载“家”的全部含义。那么，村庄这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故乡的地理位置？是心灵的慰藉？是童年的芬芳？是亲友的音容笑貌？

任凭祖先不断呼唤，偶尔回乡我也只是短暂地停留，而对于我的背弃，村庄以一抔黄土，几缕花香原谅了我。外婆用含糊不清的唠叨给予我祝福，她的嘱咐携带着风霜的粗粝。风霜在外婆的皱纹中刻下岁月的痕迹，这些皱纹又在我心中织就一张命运之网，致使一切平衡都被打破。

如今我已年近三十，依然忍不住回望，只是目光多了几分凝重，几分释然。我更多时候想着去理解它，而不是向它索取，面对它，我也已不是逃离的姿态，因为它已经栓不住我了，它连迫使我逃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时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单纯。

这时候，不是我在审视村庄，而是变成村庄在审视我。

每逢我回乡，村庄就盯着我的面庞，衣着，审视一番，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才会放心地接纳我。随后，我发现村庄在嘀嘀咕咕，话语夹杂着往日的嫉妒、今日的释然。

起初，村庄的眼神在说，我们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如同我们都是相似的父母所生。直到有一天，村庄看见我也穿上粗布衣裳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村庄终于在认同中接纳我，“你们读书人没啥不一样的，”村庄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这时候，村庄不再对我的离开和归来特别看待了，仿佛我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每一次的离开和归来，就如同小时候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一样。

这时候，村庄对我而言，既是一个地名，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还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心理意义的念想。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

保卫延安(节选)

杜鹏程

有一个战士跑上来向周大勇报告：“炊事班老孙又昏倒了!”

周大勇急急地离开队伍行列向后跑去。通讯员小成也跟着连长向后跑去。周大勇通红的脸上汗水混着沙土。他浑身是汗，衣服透湿，像刚从河里跳出来一样。

周大勇跑到老孙跟前，看见一个炊事员抱着老孙。他一条腿跪下去，从炊事员怀里把老孙抱过来，紧紧地搂到胸前。

那个炊事员站起来，说：“连长!老孙，老孙不行啦!”

周大勇说：“去!快去帮助指导员。看，那不是指导员?他又扶着谁!”

那个炊事员望着老孙，迟迟疑疑停了好久才走开。

老孙眼发直，干枯的嘴唇咧开，脸涨得通红，脖子上暴起发紫的血管。他的嘴唇动着，仿佛要给自己的同志和这世界留句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不大一阵工夫，他的呼吸由急促变得微弱了，脸由通红变成灰白……蜡黄……

周大勇紧紧地搂着老孙，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老孙那半闭的眼睛，心神错乱地嘟哝：“有一口水就好了!有一口水……”通讯员小成也机械地重复：“有一口水就好了!”

一口水一条命呀!

敌人三架飞机，绕过来又栽下来，一条条的火箭，穿在周大勇周围的沙子里爆炸了。炸起的沙土扑在周大勇和老孙的脸上。周大勇用自己的胸膛遮掩住老孙。

周大勇望着那俯冲扫射的敌机，眼里喷火。

团卫生队队长，骑着马赶来了。他跳下马，喊：“有办法，有办法，这针药有效。”卫生队长拼命地把注射器的针尖往老孙胳膊上的血管里扎，可是扎不进去。生命离开了老孙，血管筋肉都僵硬了!周大勇把老孙轻轻放到地下，站起来。他把自己的破衣袖子撕下一片，想盖在老孙脸上，免得沙子吹进老孙眼里。可是周大勇拿上那块破布，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像是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循环，思想也木然不动了!

老孙啊、老孙!同志们走路你走路、同志们睡觉你做饭。为了同志们能吃饱，你三番五次勒裤带。你背上一面行军锅，走在部队行列里，风里来雨里去，日日夜夜，三年五载。你什么也不埋怨，什么也不计较：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你呀，你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啊！部队哗哗哗地前进着：战士们，担架队员们……走啊！走啊！老孙没有走完的路，同志们要走完。

战上们用眼光向倒下去的同志致敬。听不见长嘘短叹，看不见愁眉苦脸，只有一种沉堂又严肃的空气，充满在天地之间。

周大勇双手撑在腰里，再一次地往望望老孙那老诚忠厚的脸相。啊，这个跟他周大勇生死共患难的战士，永远放下了自己的行军锅，永远再不会向他说：“连长，我没啥能耐，吃点苦总还行……我好赖是个党员，唉，我做的事太少……连长，你跟指导员劳累得，教人心疼！”周大勇心里绞痛：有多少英雄好汉倒下去了啊！有多少热血浇在中国的土地上。

周大勇和小成，用黄沙掩埋了老孙的尸体。趁团供给处的队伍过来的工夫，周大勇要了一片炮弹箱子上的木板，用刺刀削了削。他从文书手里接过来毛笔，在木板上写着：共产党员孙全厚，五十七岁，山西孝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

周大勇把这个木牌插在老孙的墓前，望着它，望着它!周大勇擦了擦头上的汗，背上老孙留下的行军锅，正要去赶自己的连队，团政治委员李诚上来了。李诚满脸是沙土，嘴唇干得裂开小口子，鼻孔里塞了一团棉花，上嘴唇还有干了的鼻血。他的马满身是汗，口里流着白沫。

李诚跳下马，看了看墓牌；站在坟墓旁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像刀子刻的一样。他抬起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进着的战士。

突然，李诚向战士呼喊：

“同志们!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要勇敢前进!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了，千百个共产党员要勇敢前进!大山沙漠挡不住我们；血汗死亡吓不倒我们。前进!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到哪里去；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更需要我们。前进，勇敢前进!战胜一切困难。”

这用全部生命力量喊出的声音，掠过战士们的心头，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空雷似地滚动。

战士们踏着沙窝，急急地向前走去。他们那黑瘦的脸膛上，眼窝里，耳朵里，嘴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沙土；两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但是，他们都挺起胸脯扬起头，加快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他们都坚毅地凝视迎面移来的沙漠，凝视远方。

沙漠的远方，一阵旋风卷起了顶住天的黄沙柱。就算它是风暴吧，就让它排山倒海地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