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注】龙应台，台湾文化学者，著有《野火集》。

甲

    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节选自《林黛玉进贾府》）

乙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节选自《祝福》）

门，门，门

谭谈

    送走了不知第几批客人，谢宏志制教授再次背起行装，准备出门。

    他刚则走到门边，还没有伸手去开门，门就被人敲响了。

    门开了。门口，毕恭毕敬地站立着一个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他仰头看看副教授，谦恭地笑了笑，很礼貌地问道：“这是谢主任家吗？”

    “对，对。”

    中年人悬着的心落下来了。自己这两天在报批户口的报表堆里翻出的救命菩萨，终于找到了。看来，儿子这回升大学，有门了。

    总不能就这样对着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吧，副教授不得不再次放下背起又放下、放下又背起的行装，谦和地道：“请屋里坐。”

    “您就是……”

    “我老谢。”

    “您就是谢大救授，谢大主任啊！我真是有幸，有幸啊！”

    “你……”

    “我是公安局户籍科的。”

    客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副教授想，客人该看到自己刚放下的行装，客人该早就发现自己正有事要出门。心里着急，嘴上却又道：

    “有事情，请说，没关系的！””

    “您夫人呢？”客问。

    “上班去了。”主答。

    “您母亲呢？”

    来客这话一出口，副教授不由得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一时没有作答。

    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了。接着，很谨慎地又颇激昂地抨击起当今的时弊来。

    “唉，现今这‘公文旅行’，这机关的办事效率，真是害死人啰！你看，您三年前为老母亲申报户口的报告，左转右转，直到最近才到我手里。我看了报告，完全符合条件嘛，早就该解决嘛！像您这样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请喝茶。”制教授给客人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香片茶。

    “谢谢。”客人欠起身，双手接茶，“谢主任，是这样，办户口，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我特意来，是想见见您母亲，看她身体如何，看是不是符合……．当然啰，这些框框条条，也是由人去掌握的！”

    “她不在……”

    “回老家去了？”

    副教授举目望着窗外，一时无话。

    “那没关系，就算我已经看到了她老人家就是。”

    “你……还有事吗？”

    “你们系，可是全国有名的啰！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红旗单位，你不知道，高考的许多考生，都希望进你们这样的名牌系深造啊！比如我那儿子，想要进你们系都快想疯了！”

    “他成绩如何？总分多少？”副教授顺口问道。

    “五百一十九。”

    “不错呀。”

    “上是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可你们学校要求更高呀！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考区？考卷号码是多少？”

    这时，副教授由刚才的心不在焉，变得神情专注了。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认真地把儿子的姓名、考卷号码、所在考区，一一报告了副教授。副教授则扭开钢笔，打开笔记本详细地把这些记下了。

    “还有事吗？”写罢，副教授看了看表，忍不住再次询问对方。

    “没、没了。过几天，我就把老人家的事办、办好。”客人恭维得有点口吃了。“很抱歉。那就请……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去赶九点四十八分的火车。”

    “好，我这就走，这就走。主任，你准备去哪呀？”

    “招生。”

    “您亲自出马？那、那太好了。”

    副教授又焦急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担心误了车。他顾不得客人了，匆匆背起行装，大步跨出门去。这位不知给他带来烦恼还是欢乐的客人，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客人则面有欣慰之色，一直微笑着目送副教授远去的背影。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穿民警制服的中年人，又出现在刚刚招生回来的副教授的门口。自己的儿子终于被这所名牌大学的名牌系录取了。这自然是担任系主任的谢副教授起了作用。他很感激，特意登门将他在收到儿子的录取通知后亲笔批的，这位副教授三年前为其母亲申报的户口送来。这一次，副教授刚一开门，还未说声“请进”客人便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兴奋地道：

    “谢主任，这一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老人家的户口。”

    副教授跟在客人后面进了屋。这时突然站住，摆了摆手：

    “谢谢了！我母亲去年就去世了。”

    “……”

    副教授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不觉返身从屋里走到门口。

（选自《人民文学》1986年第6期）

槐花

汪曾祺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

    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面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醋瓶、酱油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撒上青蒜，往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到了春暖，再往北返。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他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有那么简单？

    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东西南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她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遥远的岛

    在天气晴和的日子，辽阔的水面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打从汉奈斯和别卡记事的时候，他们就总是对那个小岛怀着永不减退的兴趣。

    岛上密密层层长着一片茂密的、异常高大的松林，因此小岛宛若一束绝妙的花束，插在一望无垠的大海花瓶里。它从早到晚一直沐浴在阳光之中。当太阳的巨轮在东方天际刚一露头，这一瞬间，阳光就已经在爱抚小岛上那些参天大树的树梢了；而当红日西沉的时候，它又仿佛依依惜别，用熊熊燃烧着的余晖把那些树梢染得红艳艳的。风和暴雨在小岛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猖獗，不管风从哪边吹来，无依无靠的小岛总是怀着快乐而轻信的态度迎接它。每当风暴大作，海浪撞击着岸边的岩石，浪花四溅，几乎一直飞上松树梢头。风在浓密的树冠间狂暴、凶狠地猖狂肆虐。阴雨的时候，小岛仿佛裹在一片灰蒙蒙的雾幕里，看起来神秘得像一个谜。

    “真有意思，在近处它像什么样呢?”两个孩子多次互相询问。

    他们竭力想探听小岛上的情况，常常向父亲提出一连串无穷无尽的问题，然而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很简短的回答。小岛实在是太没有价值了，怎么能引起一个成年男人的兴趣呢。

    不过孩子们从远处用自己的眼睛眺望着小岛，他们决不能相信，它是像父亲所断言的那样索然无味。他们从前就已发现，世界上有不少事物，它们的美不能打动父亲的心。

    孩子们的思想里片刻也忘不了这个小岛，而且有一天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非到那儿去一趟不可了——这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怎么去呢?路很远，父亲极其严格地禁止孩子们用船，他们也不敢违抗他的禁令。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要到那个小岛，只能从海上去——坐船或者是从冰上走过去。这么说，没有任何旁的办法了——得等到冬天。

    这期待已久的日子、实现理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两个孩子用由于急不可耐而发抖的手拿出了滑雪板偷偷地上路了，他们的心在战栗。冷彻骨髓的一月的寒风刺痛他们的面颊，使他们感到像火烧似的。遥远的太阳的寒光照得人眼花，可是毫无暖意。滑雪板滑得很顺利，孩子们看到前面就是在寒冷的闪光中变化万千的目的地，于是越来越鼓足劲头，继续向前滑去。他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到了那个奇迹的岛上，而随着每一次挥动滑雪杖，它离他们就越来越近了。

    他们曾那样日夜梦想的奇遇，千百万令人头晕目眩的童话中的奇遇——当他们的脚踏上小岛的那一瞬间，这一切就都要实现了!所有他们读过的童话，所有他们梦想过的奇迹，千千万万的童话和奇迹，今天一定都会成为现实。他们的嘴笑得闭不拢，眼睛也向风，向太阳和灿烂发光的雪面冰凌微笑着，他们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只除了一点：今天是他们的节日，滑雪板正带着他们向遥远的小岛飞驰。

    当太阳的最后一束光线在遥远的小岛上逐渐熄灭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十分疲倦，神情严肃。在他们那少年人的心里带回了一个可怕的生活的秘密。他们的思想里再没有任何关于奇遇的想法。他们的心里再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已经不再向小岛眺望了，虽然在深红色的夕照中，岛上寒冷的闪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夺目。他们不再眺望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真实情况，赤裸裸的、阴郁而令人痛苦的真实：遥远的神话般的小岛原来只不过是一片不成样子的可怜的荒野，遍地砾石，遍地都是暴风雨遗留下的痕迹。那儿只有普通的泥土和石头，最常见的石头和泥土——和他们的脚每天踩着的泥土完全一样，甚至还要差一些，更加粗糙，更加贫瘠。岛上的树林里也是一些最普通的树木，最常见的松树，高大的褐色树干耸立在乱石之间，生着弯曲的、被暴风雨折断的树枝。

    不，他们再也不想看那个小岛了，无论是今天，还是旁的日子——永远，纵令生活突然变得千百倍阴郁，枯燥无味和毫无意义。

    这天晚上，他们躲在自己的床上悄悄地哭了，背着父母，甚至互相隐瞒着。他们伤心地痛哭，不能回答自己，为什么他们这么难过，为什么睡梦不肯来临。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样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