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顾客

郑成南

    漫天飞雪，茫茫世界。

    不过屋里却暖和，炉子的火烧得正旺。今天是大年三十，他们本打算早点关店门，却从早上起就客人陆续不断，他们也一直忙到现在。半年前，他们在这里开了这家杂货店，专卖生活日用品，生意不错，每天忙忙碌碌的，赚头当然不少。

    这一顿饭，女人准备得很丰盛，也很讲究。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能办到的东西，全齐了。第一次，他们在外面过年，也是两口子单独过年。

    几天前，男人给家里写信，说过年不回家了，和女人在外面过了，省了来回的路费。出来一年了，男人没告诉家里自己开了杂货店，也没给家里汇钱。

    女人说，把门关了吧，忙了一年，也该好好吃一顿饭。

    男人说，再等等吧，还会有人来呢。其实，此刻男人心里有那么一丝惆怅，往年都是赶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的。父亲年纪大了，长年有病，吃年夜饭时，却无比兴奋，跟他碰好几回杯。男人想，今晚，这样的场面就没了。

    女人说，没人了，都什么时候了，谁不在家里吃团圆饭呀？再说，饭菜都做了那么长时间了，该凉了。女人看着满桌子的饭菜，有些激动。在老家，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哪里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啊。

    男人还在迟疑，女人从里屋走出来，说，关了吧，不会有人了。她顺手拿起火钳，捅了捅炉子，微弱的炉火立刻又火星点点，屋内似乎更暖和了。

    男人缓缓站起来，正准备关门时，看到远处茫茫的世界里，有个人朝这边走来。那人一身黑色装束，手里提着篮子，走得很慢。男人又把手停住了，他说，又来了一个。

    下雪的天，地上很滑，那人只能一小步一小步，移动缓慢。男人耐心地等起来，他不会放过一笔生意，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他说，做完这最后的一笔生意，就关门，就等做明年的生意了。

    女人又进去了，把酒盖子启开，倒满了两只杯子。白色的酒沫星子在杯子内冉冉升起，今晚，对女人来说，是兴奋和期待的。

    越来越近了，那人越来越清晰了，走近了，男人才看出，原来是个跛子，即使走小步，仍很艰难。终于来到了店门口，身上落满一层洁白的雪。那人抬起头，摘下帽子，男人突然呆住了。

    男人喊，爹！

    爹抖抖帽子，雪花纷纷落下。

    爹！男人准备接过爹的帽子，爹没给他，重新戴回头上。

    您怎么来哩？！女人在里屋听到声音，忙赶出来，喊。

    多远的路。男人说。

    爹站在屋里，缓缓移动身体，好像一位将军在检阅士兵，左右打量了一番，然后满意地点点头。爹说，还不错哩！

    女人抢着说，爹，你咋无声无息就跑来哩？女人兴奋的脸立刻消失了。

    爹说，你娘怕你们在外面受苦，听说现在很多工地老板没良心，昧着工人的钱……今天是大年三十，你娘说你们不回家过年了，一大早包了饺子，叫我给你们送来。一路上，怕是早凉了吧。爹把篮子递给女人，女人接去了，却不敢动。

    男人说，爹，你从早上走到现在？

    爹只顾自己说，你们过得好就好，我还得赶回去哩，你娘还等着我回去下饺子哩。爹准备出来，男人扑上去，顺势跪下了，男人喊，爹！歇斯底里。

    爹忙扶起男人，说，你这是做啥？

    男人抱住爹的大腿，说，爹，您留下，我对不住您。这一年，不知爹是怎么过来的，脚跛了，怕是没钱吃药，耽误了吧……

    爹说，说傻子话哩，你们在外过的好，就是孝顺爹哩。

    男人站起来，转身对傻站着的女人说，收拾一下，跟爹回去。

    女人和男人都哭了，而爹却笑了。

    外面，雪下得更紧了。

百年震柳

梁衡

    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是日晚8时，风暴大起，四野尘霾，大地颤动，山移、地裂、河断、城陷。黄土高原经这一抖，如骨牌倒地，土块横飞。老百姓惊呼：“山走了！”有整座山滑行三四公里者，最大滑坡面积竟毗连三县，达两千平方公里。山一倒就瞬间塞河成湖，形成无数的大小“海子”。地震中心原有一大盐湖，为西北重要的产盐之地。湖底突然鼓起一道滚动的陡坎，如有人在湖下推行，竟滴水不漏地将整个湖面向北移了一公里，称之为“滚湖”。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翻腾得面目全非。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

    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在两个半边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100岁。

    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锯开一根木头，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死。地震揪断了它的根，却拔不尽它的须；撕裂了它的躯干，却扯不断它的连理枝。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来，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它自身分泌着汁液，小心地自疗自养，生骨长肉。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柳树这个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西北的气候寒冷干旱，是足够恶劣的了，它却能常年扎根于此。在北国的黄土地上，柳树是春天发芽最早、秋天落叶最迟的树，它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

    我想，海原大地震的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了28万人的生命，而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却能够存活下来，它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

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释】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五九”即1915年5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长波

陆颖墨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长波台刚要开工建设，援建的苏联专家就撤回国了。之前，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潜艇是依靠苏联的长波台，所以说，不管多艰难，中国人也要把自己的长波台建起来。海军迅速抽调力量组建了一个指挥部，一时，荒凉的海滩热闹起来，除了两个工兵团，还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全海军挑出的宝贝疙瘩。当时大家奇怪的只是，上级派来的一把手霍总却是一位只在长征路上才开始识字的大老粗。

    霍总在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很多，如过草地时，他七天七夜不吃饭，居然没有饿得晕倒，出了草地，还能马上投入战斗，空腹空手夺来两支步枪；再比如，百团大战中，他能单身爬入炮楼，用一颗土制手榴弹让七个鬼子都举了双手……

    刚来那几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仰视着霍总，他在指挥部的地位也无人可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霍总的文化水平，最明显的标志是经常说错别字。知识分子的嘴巴比一般的军人要活跃，渐渐议论就多了，霍总这样的文化水平能不能当好这个总指挥，确实叫好多人捏把汗。

    开工誓师大会是在海边的一片沙滩上举行的，两千多名官兵都坐着小马扎，黑压压的一片。大会开始前，全场起立，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大家唱得都很豪迈，也很激动。指挥部参谋长宣布开会后，霍总开始讲话。他一张嘴，就让全场振奋起来。台下的人都挺身坐得笔直，好像长高了一截。

    他说：“现在有人坑我们一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全国人民就会睡不着觉。我们能让人民睡不着觉吗？”说着站起来用右臂猛地一挥。

    台下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不能”！一时间，整个海滩让一股豪迈之气震撼，仿佛潮水也退了一大截。这时，霍总又是人们传说中的霍总了。他喝口水，坐下来，拿出准备好的稿子，开始部署任务。

    他刚念到第二节，就出了个错别字。当时全场还沉浸在豪迈的气氛里，没有什么反应。等他念到那些专业名词时，那些知识分子竖起耳朵，拿着笔记本用心记录时，出错的频率一下子增多了，有时一句话中会念错两三个字。

    台下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霍总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地停下来，看了看台下。由于他的目光，台下暂时又安静了。可他刚开口念了一会儿，又嗡嗡地议论起来。他忽然觉察到什么，右手翻开下页时，翻了两次才翻过去。但他还是稳得住，清清嗓子又接着念了下去。下面记笔记的由于许多次听不明白，只好停下手中的笔，一个个满脸迷茫。突然，他再一次念到了“频率”俩字，念的是“步卒”，终于有人听明白了，前排有个调皮的开发了艺术细胞，说了句“我们不是步兵是海军”，周边上的几个人忍不住“哧哧”笑了起来。霍总自然听到了，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是个直性子，突然把手中稿子朝前面用力一摔，大声说“写的什么破玩意儿，没法念”。全场惊呆了。

    稿子散了一地，让风吹得满地跑。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带着几个兵费了好大的劲，才一张张捉了回来。参谋长满头大汗地把稿子理好，用目光请示霍总。这时的霍总喘着粗气谁也不理，用手撑着脑门，满脸涨得通红。参谋长咳了一下，对台下说：“我先做个自我批评。这稿子是我带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搞得匆忙了些。字体比较潦草，笔误也比较多。霍总年龄大了，眼睛老花，念起来不方便。现在由我来替首长念完。”然后，参谋长就念了起来。霍总还是保持那个姿势，一直到参谋长念完。参谋长收起稿子，请示霍总：“是不是散会？”霍总看了他一眼，突然说：“我说几句，刚才参谋长有几句话讲得不对。”参谋长一下子紧张了，在场的人也都紧张了。霍总从参谋长面前把稿子又拿过去，然后面对台下举起来：“哪有什么笔误？哪有什么潦草？大家都看看，这稿子写得很好，字体也很工整。”

    霍总缓了口气：“同样的稿子，为什么我念不下去，而参谋长念得好好的呢？你们说。”这时候，自然没有人会站起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很简单，就因为参谋长上过高中，有文化；而我小学都没上过，没文化。这下好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了吧。”他停了一下，又说，“在座的，文化程度有高的，也有低的。我想啊，这长波台咱中国人没搞过，文化程度不论高低，都要拿镜子照自己身上的不足。低的自然要学。为了让别人不笑话我们，为了让人民能睡得着觉，高的也要学。从今天开始，我带头学，因为你们的文化都比我高，都是我的老师。”

    全场起立，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选自《海军往事》，有删改）

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蛰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她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

过梁

马加

从涞源到察哈尔的大道，呈现着异样荒凉的景象。凝结的薄冰破碎了，枯黄的马兰草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羊粪露出在雪的外面，水成岩的石子上涂抹了斑斑的烂泥，仿佛有一列长距离的军队刚从这里走过。

孙林注意着路上的现象，无论是一颗土粒或是一根草。他企图从任何物体的表面上找出可以证明的痕迹。他迫切地需要知道在两点钟前是否有队伍从这里经过，因为抗联司令员给他一道紧急的命令，要他把刚刚离开的一个大队追回来。

孙林的耳轮很大，平滑的额角，看起来没有精神的石灰色的眼球，老是盯在一个地方，一分钟也不会转动一下。这个人就有个长处，他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送信时跑得脚板生出大饼厚的僵皮，他向来不对谁抱怨一句。

道路崎岖得不能骑马，可是丢开马以后，更觉得身体难以支持下去。他四肢瘫软无力，头昏脑乱。显然是急行军和夜里没有睡眠的结果。他的意识里浓重地潜伏着疲惫。他想到他会消失最后的挣扎力而倒在路旁，也许因为寒冷而得到可怕的结果。他的思想近于混乱，但是有一种力量还能支持他继续前进，那便是对革命工作所发生的热情。

雪花从甸子梁最高的山尖上抖撒下来，带着一种附着力，吻合在低矮的甸坡的茅屋上。孙林悄悄地走到一家院里，在马槽的附近，碰见一个贩麻的老头子，正用扫帚扫着落在麻捆上的积雪。他告诉了孙林关于部队通过甸子梁的事情。

“你是在梁上碰见队伍的？”孙林望着村外一片白茫茫的山峰，问着老头子。

“有些队伍已经下梁了，有些队伍在雪里滚……”这老头子没有说完，又贪馋地把烟管插进嘴里去。孙林的脚尖刚刚触到了雪块，一种莫名的战栗震撼着神经末梢，仿佛他的感觉器官触到冰柱上了一样，血管也要凝结起来，他在那雪块上揉了两下，没有说一句话。

不知道是受了老头子的影响，还是自己打不定主意，孙林跟老头一道走进屋里。“我从来没有走过这鬼地方！”他不耐烦地跺了一脚。

“除了五台山外，甸子梁是周围八九百里最冷的地方。每年七八月都要冻死人。从甸坡到甸子梁还有五里地。到梁上地就平了，风也大了，雪也深了。中间三十里没有人家，假如你的火力不足，到半路上就冻完蛋了！”

老头子想起了舒适一下自己的身体，解开皮袄，拢起火。把葫芦里的烧酒倒在一只青鹅羚碗里，快活地呷了一口，然后把酒碗递给青年人：

“同志，烘烘肚子吧！”

“我们军队不准喝酒。”孙林想起了部队的纪律，皱一皱眉。

“你不喝酒，过梁的时候会冻死你的！”老头子叫着。他的红沙眼燃烧得有些肿了，闪烁着火花：“我成了习惯啊，过梁就要喝酒。”

孙林走到外面去，雪还是下着，拴在石槽上的骡子跑到马棚的门口，雪落在它的头上，它一次又一次不安地闪着耳朵。孙林很长时间地望着天空。他知道雪不会停下来。而山上的路又被雪掩盖住了，辨认出道路的痕迹是很困难的，天气是这样寒冷，就算是狗和麻雀也应该都躺在自己的窝里。似乎整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冒险地走路，也没有人愚蠢地和无情的严寒开玩笑。

他快快地回到冰冷的房子里，靠着锅台，失望地瞧着老头子的下巴。

“今天不能过梁吗？”

“梁上有三不过，你不知道吗？”老头子反问，他好奇地望着孙林的两只耳朵，“过梁有过梁的规矩，阴天下雪不过梁，赶早贪黑不过梁，单身汉不过梁。”

“我今天……”孙林的面孔变得苍白起来。

“你今天不能过梁！”

老头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摇着头，又喝了一口酒。老头子伤感地咳嗽着。缄默了一会儿，突然，发酒疯一样摇着孙林的胳膊。“咳咳！你们八路军真是能吃苦呀，希望老天爷睁开眼睛。”老头子的同情使孙林感到难过，每当想起任务，他的思想立刻陷入被谴责的不安状态。

他霍然站起身子，背起马枪，踏着门板踉跄地跑到外面，老头子惊讶地望着他坚决的表情，扑灭地上的火，也随着走到外面。

“老天爷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不！我要过梁去！”孙林冷静地回答说。风雪吹开了他的薄薄的棉衣，他的身子已经被风雪吹打得摇抖不定。

“过梁去……你疯了么？”老头子惊骇地抓着孙林的胳膊，摇了两摇。

“我要……”孙林没有说出他所要说的话，望着前面雄伟的山峰，一种热望从他的心底燃烧起来。

“同志，你过梁会冻死的！”老头子同情地恳求着。

孙林没有听从老头子的话，背起马枪，勇敢地向着山顶走去。五分钟后，他变成一团雪块滚进茫茫的乱苍山里面了，只有洁白的雪地上残留着脚印的痕迹，没有多久，又被雪花掩盖住了。

两天以后，抗联在涞源打了一个胜仗，老头子从甸坡赶着骡子回了家，在烧坏敌人汽车的战场上，他又碰见了那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坚毅的表情里愈发显露出青春的健康，对着汽车的碎铁片发着微笑，仿佛有什么快乐事情一样，只是左部脸上冻掉了一只耳朵。

1941年7月作于延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