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静里春秋

朱良志

    ①明末大收藏家卞永誉，博物通古，每评画，多有识见。他评北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认为此图“真得山静日长之意”，突出了“静”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中国艺术极力创造的静寂的意象，原是为了时间的超越，在静中体味永恒。

    ②宋代唐庚（字子西）有一首《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它描绘的是艺术家期望超越的境界。

    ③苏轼有诗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正所谓懒出户庭消永日，花开花落不知年。

    ④艺术家山静日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关于永恒的形上思考，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思考。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画面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枯槎数株，中部为一湾瘦水，对岸以粗笔钧出淡淡的山影，将人置于荒天迥地之间，去体验超越的情致。永恒感不是抽象的道、玄奥的终极之理，而是山自白云日自闲，心不为物所系，从容自在，漂流东西。云林有一诗写道：“逍遥天地一闲身，浪迹江潮七十春。惟有云林堂下月，于今曾照昔年人。”他超越乎两间，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永恒精神。

    ⑤沈周对山静日长的境界，也有很深体会，其诗云：“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他在《策杖图轴》中题诗道：“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遣世虑，泉石是安居。云白媚涯客，风清筠木虚……”沈周一生在吴中山水中徜徉，几乎足不出吴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画也产生了影响。在太湖之畔，在吴侬软语的故乡，在那软风轻轻弱柳缠绵的天地，艺术也进入了宁静的港湾，吴门画派的静，原是和他们对永恒的追求有关。

    ⑥“马蹄不到清阴寂，始觉空山白日长”，这是文徵明的题画诗。他生平对道禅哲学和儒家哲学有较深的浸染，他是一个追求静寂的人。静寂不仅和外在世界的闹剧形成对比，静寂中也可对世间事泊然无着染，保持灵魂的本真。静寂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而是深心中的平和。在深心的平和中，忘却了时间，艺术家与天地同在，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

    ⑦中国艺术有追求静净的传统。清恽南田甚至以“静净”二字来论画，他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天游，就是儒家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体，道家所说的浑然与造化为一。天游，不是俗游，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在静中“天游”，便有了永恒。将静视之为艺术之登峰极境，就在于一切外在世界“本静”“本幽”，它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他于此得永恒之生命精神。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缺乏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晚，认为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时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划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词文字，有的是标声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所以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出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地、理论地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午）”、“（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根据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五千年后的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节选自尚光一《唱词业催化下的“商品词”》，有删改）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