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包袱

庞  朴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有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节选自《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①叙事、通常理解为讲故事，历来是反观古代文学史演进时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领域。本应以叙事见长的戏曲更因为主体性的横逸斜出而秉有了诗性文本的诸多特征，叙事的饱受挤压已成为审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不可回避的问题。

    ②就戏曲文体而言，无论是杂剧还是传奇体式，都曾在抒情传统所设置的召唤结构中徜徉内外，塑造并且被塑造。作为杂剧的标志性文体特征之一，“一人主唱”本来为文本提供了以曲词叙事的机缘，但“主角”之于杂剧文体结构的中心地位以及杂剧所采用的代人立言的演述方式，不仅使“人”始终成为作品构思的起点和全部，也将充分展示个体的生命际遇、表达心灵的敏感思考固化为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往往忍不住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借助叙事主人公与自我的同构进行率性表达，“抒情”的凸显常常猝不及防。发展到后来，“我”甚至不再作为隐含的主人公，不再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而是直接登场，自为主人公，以“写心”的演绎方式直接中断叙事，旨在抒情。此际，杂剧短小灵便的文本体制不但带来了创作主体抒情写心的自在与随性，又借助“俗”的审美规定性给定了一个更加便利的宣泄私人情感、挣脱雅俗羁绊的空间。

    ③抒情对叙事的干预不仅伴随了杂剧的文体独立，又“一路相随”，演变为南杂剧主角制下的人皆可唱的表征之一，轮唱、对唱、合唱等的介入形成了“代人立言”的多个声部，不仅没有形成对杂剧文体的结构性影响，反而以复调的形态助力抒情丰富性的生成。传奇戏曲因为篇幅长、规制大，线索纷纭且故事情节复杂，成为明清时期与小说地位相当的叙事文体。初看起来，叙事于其文本结构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似非杂剧体一样可以轻易为抒情所左右，然其代人立言的角色传统，诗词化的剧曲演述，宫调叙事的结构模式等，作为这一文体的先天和元文体特征，仍然不可避免地为抒情提供了大量空间。

    ④在戏曲文体渐为文人青睐而又难入正统雅文化法眼的历史境遇中，其先天秉有的抒情元素为文人准确捕捉并巧妙展开，并逐渐演变为具有本体性意义的文体显在特征。在求“奇”，求“趣”、求“真”的艺术言说中，不顾情节之规定、关目之要求，忽略人物形象塑造的行为、言语描摹，有意使用以抒情介入叙事的行文策略等。清代中期后，抒情之凸起与叙事之孱弱已然演变为戏曲叙事的一种特殊形态，古典戏曲文体日益衰落的现实自然也不可避免。

（摘编自杜桂萍《古典戏曲的“叙事”与“抒情”》）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2019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孩子们“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玩网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家常便饭”。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其危害在于“沉迷”。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流行趋势”，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伍了、掉队了，于是跟风攀比，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其次,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戏成瘾的危害，有些更是打工在外，鞭长莫及，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束，“放养”之下“游戏瘾”则野蛮生长；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不够、协作不强，孩子的课外时间出现了引导“盲区”和管理“真空”；最后，部分企业和工商个体，以出租手机、出卖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诱导青少年沉迷游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在逐渐滋生的游戏热上“加了一把火”，恶劣影响愈演愈烈。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 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等做法，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 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沉迷网络教育，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从而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玩电脑就是聊QQ、玩游戏；部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有效益控和管理，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长此以往，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对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娱乐。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素养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创造价值，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

(选自《人民日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