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匀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皆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_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_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又体差井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币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措施

   ①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周代，人们就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

   ②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西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的荀子都曾明确提出过保护生物资源的主张。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

   ③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

   ④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蒙古人对适合耕地的环境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和荒废，由于蒙古人不适合中国古代的山水环境，所以强制破坏了万年已久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的改变所处环境的作物和物种，大面积的放牧加剧了北方土地的荒芜化。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土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给中国的环境带了巨大的灾难。我国建国之后，也是盲目地垦荒，扩展农田，造成现在的土地沙漠化严重，历史一再重演，我们要吸取教训，保护环境。

    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好莱鸡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 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选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抵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 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 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 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 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 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 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 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 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谁的心中不曾有过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微信朋友圈被北京的沙尘暴刷屏，这句话给人的“小清新”之感，更显强烈。近日，河南一位女教师这封“最有情怀”的“辞职申请”，引来无数人共鸣。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句话撩动心弦，正是因为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说出了不少人心中的渴望。所谓“世界”，其实是相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异质性存在。从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中跳出来，从办公桌边的循规蹈矩里跳出来，打破思维方式的条条框框，摆脱现实生活的患得患失，拥抱一个更广阔也更精彩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谁的心中没有激荡过一个远方？

    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普遍稳定性的社会。这不仅会少一些可能引爆社会对抗的易燃点，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想去看世界”的辞职，虽然点赞者甚众，但真正能“从心动到行动”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毕竟，情怀不能当饭吃，甜点也不能当正餐。辞职的女教师去“看世界”了，更多的人却选择了留下来，在讲台上继续自己的事业，换个角度看，没去看世界者不才是这个社会的基石吗？

    说到底，渴望远方，还是因为现实的砝码更重一些，它让说走就走的旅行难以成行。黄土涵养农耕，农耕孕育家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生存状态的“稳定性”，成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最基本的诉求。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有着“超稳定结构”，其实，从安土重迁的观念到家族聚居的方式，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或许也是一些稳定的职业有着很强吸引力的原因。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现世安稳”是一种扯不断的心理牵挂、情感羁绊。

    站在这个层次上，或许更能理解“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引来的共鸣。身处开放的环境、面对信息化的洪流，“世界”是个诱惑十足的词。然而，在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的社会中，面向大海的转身难以避免地遭遇更多艰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去世界看看的人们，终究还是要面对“娜拉出走之后”甚至“娜拉回来之后”的问题。“出门看世界”和“回到老地方”，成为当今中国人一组难以解开的心结，惟有在朋友圈里徒然羡慕着远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起来文艺腔十足的表达，背后是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诠释着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其实，生活充实，何必别处？心有梦想，何必远方？过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未尝不是同样精彩的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