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季节

苏童

    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

    祖母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这水里有小青蛇。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据说他是在新婚的五天后出走的，走了就没再回来。祖母守着他留下的老屋过日子，闭口不谈祖父的事。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他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祖父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后来祖父把他的二胡交给贩米船上的人带回家。

    从我记事起，那把二胡一直高高挂在一家人的头顶上。有一年过年前，我母亲想找块布把那把二胡擦一擦，但是猛听见下面祖母惊恐的喊声：“凤英子，你不要动它。”

    “我把它擦擦干净。”母亲回过头来说。

    “不要擦。”祖母固执地说，她盯着我母亲的手，眼神里有一种难言的痛苦。

    去年秋天不是好季节，那没完没了的雨就下得不寻常。祖母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

    “活不过这个冬天了。”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

    就是那个下雨的午后，祖母第一次让我去把房梁上的二胡取下来。我在梯子上向那把二胡靠近时，心止不住狂跳起来。“刚才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祖母问我。她的脸上浮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神情仍然是悠然而神秘的。我摇头。“你这个傻孩子，我死了二胡就是你的了。”祖母说，她闭着眼睛回忆着什么，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那老鬼天天跑到我梦里拉琴，拉得好听呢。”有一个瞬间我感到紫檀木二胡在怀里躁动，听到了一阵陌生的琴声从蛇皮琴筒里涌出来，越过我和祖母的头顶，在茫茫的雨雾里穿行。我抓住了马尾琴弓。琴弓挺轻的，但是似乎有股力要把我的手弹回来。“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不拉呢。”祖母焦灼起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带着痛苦的神色凝视那只二胡。

    秋天下最后一场大雨的时候，我母亲从箱子里找出了祖母的老衣。母亲把红色的老衣挂在她房里，光线黯淡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后来我母亲打开了祖母常年锁着的一只黑漆木盒，木盒里空空的，我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急忙走到后门去。

    “没有了。”母亲对父亲说。“什么没有了？”“那块金锁。”母亲说。

    我父亲沉默了一 阵子，来到祖母身边，轻轻地把她从昏睡中唤醒。“娘，你的金锁呢？”

    “没了，早没了。”祖母那会儿依然清醒，她定定地看着父亲的脸。“娘，我们不要，让你老带走的。”母亲说。“我不带走，死了还带金锁干什么？”祖母说完真切地微笑了一下，那是她一辈子最后一次微笑。祖母闭上眼睛了，不再说话，微笑也渐渐消退。

    清明去扫墓的时候，母亲带着锡箔和纸钱，我拿着一株迎春，父亲却在臂弯里挟着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祭坟以后，我看见父亲把那把紫檀木二胡放在坟头上，坟上的火光猛地黯淡了一下，随之又蹿出一群枫叶般的火苗来。

    我祖父的紫檀木二胡被点燃了。在一片寂静中，我们听见那把二胡在火苗的吞噬下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似乎有什么活物在琴筒里狠狠地撞击着。“是你爹的声音吗？”母亲的声音打着颤。“不，是娘的声音。”父亲庄严地回答。

    当蛇皮琴筒发出清脆的开裂声时，我先看见了从琴筒里滚出来的金光闪闪的东西。那东西渡过火堆，渡过父母亲的身边，落在我的脚下。那是我祖母的金锁。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麦子黄了

杜学峰

    黄亮升任了副局长。老黄接到他儿子电话的那天，他让老伴把家里的那只老母鸡拎出来宰了，砍下半边炒了下酒。昏黄的灯下，旁边坐着老伴儿，老黄独自一人喝酒，边喝边与他娘说着话：“咱儿子争气呀，十几年的书没白念，当年我先钻窑孔后甩大锤劈山开石，虽落下了很重的矽肺病，值呀。你看邻居的狗娃，小时候吃得胖胖的，人见人爱，都说那娃有福气，今天呢，狗娃在城里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一根竹棒，两根绳索，在车站跑着揽活。哎，我有次看见他站在副食店门口将一瓶啤酒汩汩地灌了下去，看着心疼啊！”

    老黄那晚喝得很开心，喝得上眼皮粘粘的，然后倒将桌旁的床铺，欢快的鼾声似乎一夜在宣泄老黄的心情。

    日子如山岗掠过的风，一下子就到了腊月。

    那天，他娘接了个电话，说儿子今年过年不回来了，就在城里过，春节有空再回来。

    老黄一言未发，抽出烟叶，裹着烟卷，自顾自地抽起旱烟，缕缕蓝烟缭绕着老黄的脸。

    那年过年，没有往常的热闹，但老黄是沉静的，该吃吃，该喝喝，说话也响。他没去谈以前做科长的儿子会年年回来，好吃的一大桌，尤其是自家山里出产的干笋子，儿子吃了一碗又一碗，边吃边说好吃，还吃得过后直流口水，然后打着响嗝，和父母拉家常。老黄不愿也不敢让自己情绪发酵，以免蔓延开去，醺了他娘，弄得过年伤感。

    大雁回了，抖落一路的风尘；新燕来了，啄上新泥筑新巢；麦苗青了，房前屋后一片翠绿。大地像一片海，风拂过，唯见绿浪起伏。老黄和老伴儿躬着腰，侍弄着庄稼，像两个圆点在绿浪里隐没。

    儿子没回，差不多快一年了。

    儿子其实也并不是没牵挂父母，有隔三差五的小车来到家门口，一袋袋一件件的东西，都是司机代搬，邻里好生羡慕。而唯有老黄默不作声，仍旧只顾摸出烟袋，裹着烟卷，手还有些抖。尤其是当司机往屋内搬运东西时，老黄面向里屋，脸涨得通红，猛抽旱烟，团团蓝烟遮罩了他的整个面庞。

    五月的大地一遍火热，坎上地里的一茬茬麦子就像熟透的少妇，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味儿，透射出农村生活的火热与富足。

    然而，今年老黄似乎对弥漫的麦香没了知觉。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一边端着酒碗，一边望着屋前那大片金灿灿的麦地，喃喃地说道，这日子就是好啊。

    那夜，老黄剧烈地咳嗽。半夜里，老黄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自己得了重病。

    第二天，儿子回来了。父亲啥也没说，拾起镰刀抬腿进了麦地。正午的太阳像一柄柄毒剑，明晃晃地刺得人不敢抬起头来，照在头上似麦芒刺得生疼。父亲展开姿势，像是在大地里舞蹈，一茬茬麦子被父亲放倒，脸上的汗水淌落而下，被大地吸吮得不留一点痕迹。

    儿子站在阴凉处，劝父亲：“爸，进屋休息吧，等太阳偏了些，再割吧。”父亲闷声不响，继续割。儿子无主意了，只得跟在父亲身后像小时候那样捡拾折掉了的麦穗。

    正午的大地如一块硕大的火床，烤得黄副局长衣服全湿透了，口渴得犹如眼前干坼的泥土。黄副局长终于忍耐不住，声音洪亮显得有些果断：“爸，你再不回家，我就回去了！”

    老黄霍地从地里站起身来，眼睛里似支出了两把镰刀。用手头的镰刀指着儿子：“你敢！”

    两个男人就在地里僵着，有风裹挟的热浪拂过麦地，只听得有饱满的麦穗炸开麦粒的声音。

    半响，老黄开腔了：“今天我把话揭开了。你捎回的那两件茅台五粮液是你自己买的么？”儿子不作声。“不是你买的往家里送，那叫什么！”老黄近似咆哮。老黄顿了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地里捡麦穗挨了一顿饱打么？”儿子赧然，面有愧色。“当年叫你捡麦穗，你居然跑到人家麦地中间，割下一块来！”老黄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大口浓痰吐在儿子面前，带血。

    儿子心疼起来，连忙去搀父亲。父亲大手一挥，胡须颤抖：“那是你小时候犯下的糊涂，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拿人家送的东西往家里搬，你坐公家的车回家，你现在是懂理懂法故意犯法！当了副局长怎样了？你还不是泥腿子出身，你还不是有一个得了矽肺病的父亲！老家不想了，土地不亲了。我告诉你一个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才是做人的胆。我佩服狗娃，一根竹棒，两根绳索，同样撑得起自己的一片天。”

    一阵微风拂过，浑身湿透的黄亮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祝福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我回到了我的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①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②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③她的眼钉着我的 ， 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

    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有删改）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

    宜官在睡梦中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月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