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倦的探索者

杨 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

作品必须写出自己的特色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还认为，“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莫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红高粱》被称为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奠言的作品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莫言说：“我一直在写作形式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力戒重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

莫言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称：“我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文学天才。和大多数普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的文学之路也是从阅读和模仿开始的。”他说：“我从1976年当兵正式开始写作，最初都是模仿外国作家的小说。1981年5月，我的小说终于在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这篇小说就受到了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响。”莫言还承认自己受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影响。

待到写作日趋成熟之后，莫言逐步意识到作品必须写出自己的特色，不能一味跟着西方走，最后还是要回到追求民族化写作上。《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就是莫言在探索个性写作和民族化写作过程中的产物。

故乡不局限于这片乡土

莫言小说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高密。获奖后莫言表达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莫言谈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故乡是很重要的。1984年上军艺以前，找不到素材来写作，很多时间就是下去体验生活，千方百计找能够让自己感动的故事。到了《透明的红萝卜》阶段之后，一想到过去，想到了童年，就想到了故乡的生活，感觉好像一条河流的闸门被打开，活水源源不断而来。故乡情结、故乡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

现在莫言对小说中的故乡有了新的理解：小说都讲究有故事和典型人物，但写了30年，故事也都写的差不多了，渐渐地你就会有一种能力了，把别人的故事变成你自己的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一样。就像我写高密县，但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片乡土了，它可以作为一种风景，发生在美国的、日本的故事我都可以拿过来用，让它变成发生在高密县，所以乡土也就开阔了。

越是经典越耐得住重读

《纽约时报》著名书评人M．Yhomaslnge在《史诗般的小说，一流的中国作家》中说：“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书出版时要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持反对意见。我觉得抬得太高了，鲁迅、老舍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我认为衡量一个作家才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一个作家有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文体，而鲁迅、老舍都是创造了一种独特文体的作家。鲁迅的文体再放50年依然不会过时，老舍的文体中对北京方言、土语的改造，依然是了不起的。他们的才华是难以超越的。”

莫言作品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的小说语言，评论家季红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分析。首先是大量的民间口语进入语言；其次通过在传统的经典典籍《三国演义》和文言文以及翻译小说中找来的东西以及从民间戏曲学来的东西。

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比如说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0月13日，有删改）

义渡传人

侯发山

    “过罢年，我就整整撑了40年。我老喽，干不动了。”父亲一直看着春子，眼光里有疼爱，有欢喜，有期待。

    春子瞅着升腾的火苗，没有说话。

    “因老家遭了大水，你老爷（曾祖父）带着一家老小落脚到这里。感念这里的人好，你老爷会些木工手艺，就自造了一条小船，摆渡，不取分文报酬。你老爷临死立下遗嘱，子孙后代义渡乡亲……”父亲不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说给春子听。

    春子的目光溜出门外，望着眼前缓缓流动的小河，心里生起无端的怨恨。

    “你老奶（曾祖母）去世时，你老爷上午忙完丧事，下午就到渡口去了……到你爷爷这一辈，他结婚那天，拜了天地后，直奔渡口……轮到我，那就多了。有一年，我下河救人，上岸后发起了高烧，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才出院。你打工没回来，我就掏了1000元雇人摆渡了半月……”说到这里，父亲的脸上有了神采，连那一道道皱纹里都放出光来。

    “乡亲们的情啥时候才能还完？”春子忍不住说道。

    “还不完!咋能还完呢？若是当年他们不收留你老爷，只怕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哪会有我？更别说你了。”说到这里，父亲指了指墙角的蓑衣和竹篙，说，“还有外面的船，这就是咱的传家宝。从你老爷到我这一辈，先后渡坏22只木船，撑破一百多把竹篙……到你这里，不能断了，还要传给我的孙子。”

    “这有什么可骄傲和自豪的?”春子又带气又带笑。他在外面打工，每月四五千块的收入，实在不愿意回来。

    这时候，门外传来踢踢踏踏的凌乱的脚步声。有人过河！父亲站了起来，要去拿墙角的竹篙。

    “大叔，过年了，陪你喝两盅。”随着话音，门口一暗，进来几个村民。一个个手里都不空，提溜水果，还有酒和菜肴。春子认得，其中一个是老村长。

    看到春子，老村长说道：“春子也在啊，啥时间回来的？过了年不走了吧？”

    不等春子说话，父亲呵呵一笑，豪气地说：“不走了，不走了，该接班喽。”

    春子站起来给老村长打过招呼，回家了。回到家，娘刚蒸出一笼馍。家的味道，年的味道，一下子把春子包围了，心里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春子刚要伸手抓个花卷吃，娘拍了一下他的手，说还没敬河神呢，等会儿吃。

    听说要敬河神，春子心里又生出隐隐的不快。

    娘似乎知道春子的心思，说：“你爹让你回来就回来吧，有地，饿不死，挣那么多钱干嘛?人这一辈子，名声比啥都重要。”

    “娘，别说了，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春子看到娘的头上一片雪白，心里动了一下。

    过罢年，春子真的就接替了父亲摆起了渡。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春子破例收取费用，一个人一次两元钱。

    “你到底要干啥？”父亲强压住心头的火气。

    春子说：“我收钱，乡亲们就没有亏欠感了。”

    “放屁！是咱欠乡亲们的！”有好多天，父亲都不敢出门，不敢面对乡亲们。

    其实，父亲的猜测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对于春子摆渡收费，有不少村民倒还是理解的。老村长知道父亲的心思，还特意赶来安慰他，说收费是应该的，早应该收费了。

    私下里，有人曾给春子算过一笔账，一个人一次两元，一船按10人计算，每天大概30个来回，每个月至少有两三万的收入。春子要发大财了。

    父亲再出门时，明显感觉到了乡亲们的目光跟先前有很大的不同，见了面也没有过去的热乎劲了。

    春子也有类似的体会，乡亲们的眼神，较之以往，少了温度，少了情谊，多了冷冰冰，多了敌意。有时当着他的面，指鸡子骂狗，话也说得难听。

    一年后，村里来了一支建筑队，在小河上架起了一座桥。

    春子的小船、竹篙和蓑衣真的成了文物。有村民还幸灾乐祸的，见到春子，还假惺惺地关心，说有了桥，春子要失业了。春子淡淡一笑，没有说话，没有一点失落的样子，当桥竣工那天起，春子又到外地打工去了。

    那天，父亲忍不住告诉老村长，说那座小桥是春子出资修建的。

（节选自2017年《天池》，有删改）

母亲的小木匣

王举芳

母亲说：“小木匣的锁坏了，你给我换一个吧。”我接过母亲手中那把带着岁月锈迹的锁说：“行，下班后我去修锁匠那里看看。”

还没下班，接到多日未见的同学电话，说他来出差，想见面聊聊。我想锁早一天买晚一天买没事儿，下班后便拉着同学一起吃晚饭。吃完饭还没到家，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让我明天出差一周。

出差回来，妻小声对我说：“咱妈那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咱妈能有啥宝贝?”

“整天走着坐着都抱着那个木匣子，仿佛里面有天大的秘密。”妻努努嘴示意我，“喏，你看，睡觉都抱在怀里呢。”我望向坐在躺椅上睡着的母亲，果然，她的双手妥帖地把小木匣搂在胸前。

这个小木匣是外公做的。外公是个木匠，那年有人拿了木材给外公，请他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两个柜子。柜子做完，外公用下脚料做了这个小巧玲珑的木匣。外公虽是木匠。但外婆是个病身子，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吃喝，没有余钱给就要出嫁的母亲买木材做嫁妆，小木匣成了母亲唯一的陪嫁。

母亲欢喜地抱着空空的小木匣走出外公的家，进了奶奶家的老宅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记忆中，母亲总把小木匣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面的小铜锁一直是锁着的。少年的我对小木匣充满了幻想与好奇，终于趁母亲不在家，用锤子把小铜锁砸开，迫不及待地打开小木匣，里面除了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味儿，什么也没有。母亲回家后很生气，一把拉过我，摁在床边，照着我的屁股啪啪狠劲儿打，边打边说：“让你起邪心。今天不让你长记性，以后你也会对别人的东西起邪心。人，不能对别人的东西起歪心和邪心，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记住了没……”那顿打啊，我的屁股都被打开花了，好长时间都得趴着睡觉。

小木匣也不总是空空的。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女孩喜欢书和苹果，我想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赢得女孩的芳心。母亲拿出小木匣，拿来两个红红圆圆的苹果洗净、擦干放进去。把我给女孩买的书放在苹果上面。十几天后打开小木匣，里面的书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我把带着苹果香的书送给女孩，女孩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欣喜与娇羞。

后来女孩一家南迁，我的恋情就如风筝一般断了线。

“锁买来了吗?”母亲醒了。

“没，我明天一定买。”说完这话又过了四五天，我才去买了锁。母亲很高兴，没有责备我的拖延与忽略。小木匣上了锁，母亲依然一刻不离地抱着它。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见老王头和咱妈一起逛街，两人聊得挺热乎。你说咱妈是不是黄昏恋了啊?”妻说。

“咱爸去世快二十年了，咱妈要真找个老伴，我还真同意。”

妻说：“我也同意。”

“妈，我看王叔挺好的，哪天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吧。”我试探着对母亲说。

“你王叔一点都不好。哦，我是说他可悲惨了，儿子儿媳要抢他的银行卡，这不，他说让我给他保管着。我说可不能放在我这里，我让他约了他的儿子儿媳，我去和他们谈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欺负老王头，就让老王头和他们脱离关系，然后把所有的钱和房产全部捐出去。我会陪老王头一起和他们战斗到底。他们都吓坏了。我这像不像你们说的‘女汉子’啊?”母亲笑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抚摸着小木匣严肃地说：“我的小木匣，不能装别人家的东西，装别人家的东西，沉啊。”

母亲走得很突然，却很安然，就那么抱着小木匣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能叫醒。

母亲离世一个月后，我让妻拿出小木匣放在桌子上，小木匣在母亲的抚摸和时光的浸润里闪着光。我轻轻扭动钥匙，打开小木匣，一股说不出的厚重味儿扑面而来。

里面放着我和妻的结婚证。

“妈这是怕我们离婚，把我们的结婚证藏着，日夜抱着……妈……”妻禁不住哭泣起来：妻用泪眼望着我说：“我们再也不要一吵架就说离婚好不好?”

“嗯。”我的眼睛也开始潮湿。

小木匣里本应装着属于母亲的故事，而普通平凡的母亲一辈子没有秘密。

妻擦干泪，郑重地把结婚证放回小木匣里，锁好，放在了枕边。

(选自《时代文学》)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扶贫电脑的命运

段淑芳

    苦瓜村是名副其实的苦瓜村。800多户人家稀稀拉拉地点缀在青山脚下，像捉迷藏似的，老远老远才能找到一两户灌木环绕下的土坯房。偌大的村子竟不通马路.村人去三四十里外的镇上用自己园子里的白菜和苞谷换点油盐，每每是早上踩着露水出去，晚上踏着月亮归来，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口代销店有一架老式的程控电话，因为极少有人问津，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村人舍不得花钱去用那玩意儿，与外地打工的崽女通一次话的费用可是一天的口粮呀！

    村人世世代代在苦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从没想过还有别的活法。直到有一天，几辆“桑塔纳”车轮滚滚地停在村子路口，下来一些拍着衣服上灰粒的体面人，村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围拢了来，还是留着长胡须的村长见过世面，赶忙上前与体面人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嚷嚷：辛苦了，辛苦了！镇长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来帮助苦瓜村脱贫致富的。

    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在村里住下后还真不走了。

    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上房腾出，让工作队住下来，是卧室，也是办公的地方。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八仙桌抬出来，是饭桌，也是办公桌。村长让自己的老婆一日三餐好生对待。为了方便扶贫队晚上办公，村长特意把原来十瓦的灯泡换成了六十瓦的，那明晃晃的灯光，在村民们看来，就好像是挂在房间里的太阳。

    体面人对村长说：村人太穷了，那么丁点大的娃子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多可惜呀！村人不出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学不到新技术，想致富也找不到门路。我已跟省里主管部门反映了，让他们捐几台电脑过来，在村里开辟远程教育，让大家都来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看看啥适合自己，学知识、增见识，争取更早的脱贫致富。

    体面人说了没几天，村里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村人像过年一样迎来了省里专门用小车托运来的六台电脑。村长看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村长一高兴，咬牙去镇里最好的“十里香”酒家摆了两桌招待省里一行人。

    体面人告诉村长，现在电脑有了，但光有电脑不行，还得有专门的电脑桌，还得开辟一间铺好水泥、有空调的屋子作教室，没有空调也得有吊扇，因为电脑这东西很娇贵，要散热、防潮，否则沾了湿气就很容易损坏，这可是上面特意调配的。

    村里的土坯房都一个样，透风漏雨的，只有几间像样的泥巴屋，听体面人这么一说，村长不敢有丝毫的疏怠，赶紧从紧的不能再紧的村账上，抽出一笔钱加强维修。凹凸不平的泥巴地被填平了，还用石墩夯实了；六台整齐、实用的电脑桌加班加点赶出来了；远程教育教研室的招牌订好了；屋顶的楼檐下还吊了两把吊扇，就差选个好日子来举行挂牌仪式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村里又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村民们都聚拢了过来。

村长主持，刘副市长作完了热情洋溢、洋洋洒洒的报告。大伙儿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初具规模的远程教育教研室，尔后直奔“十里香”酒家。

    曲终人散。冷静下来的村长想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村里没人懂电脑。这电脑放在这岂不成了摆设，村里的远程教育不也成了一句空话？为了把这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事做得圆满，村长不得不再次忍痛以800元的水从镇里请了名电脑高手任教。8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3个村干部的月工资呢，可为了山里的娃子们，村长觉得值。

    电脑高手看了看一屋子配套整齐，井然有序的电脑，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唉，这远程教育的计划暂时得搁浅了！”村长急了，说：“有问题吗？”电脑高手说：“电脑是新的，错不了，但远程教育必须联网才能实现。联网必须得有电话，村里唯一一部电话机却在30多里路远的村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