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鸭

莫言

    青草湖里鱼虾很多，水草繁茂。青草湖边人家古来就有养鸭的习惯。这里出产的鸭蛋个大双黄多，半个省都有名。有些年，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湖上鸭子绝了迹。这几年政策好了，湖上的鸭群像一簇簇白云。

    李老壮是养鸭专业户，天天撑着小船赶着鸭群在湖上漂荡。

    这天，对面来了个赶着鸭群的姑娘。姑娘鸭蛋脸儿，黑葡萄眼儿，渔歌儿唱得脆响，像在满湖里撒珍珠。

    两群鸭子齐头并进，姑娘在船上递话过来：

    “大伯，您是那个村的——”

    “湖东李村，”老壮瓮声瓮气地回答，“你呐，姑娘？”

    “湖西王庄。”

    “大伯，你们村有个李老壮吗？”

    “有这么个人，你问他干什么？”

    姑娘的脸红了红，上嘴唇咬咬下嘴唇，说：“没事，随便问问。”

    “听说李老壮手脚不太干净，前几年偷队里的鸭子被抓住，在湖东八个村里游过乡？”

    “游过。”老壮掉过船头，把鸭子撵得惊飞起来。

    姑娘提起的这件事戳到了李老壮的伤疤上。“四人帮”横行那些年，上头下令，不准个人养鸭，李老壮家那十几只鸭子被生产队里“共了产”，家里的油盐钱全靠抠这几只鸭屁股啊！他深更半夜摸到鸭棚里提了两只鸭子——运气不济——当场被巡夜的民兵抓住了。为这事老壮差点上了吊。

    姑娘提起这事，不由老壮不窝火。从此，他对她起了反感。他尽量避免和她碰面，实在躲不过了，也爱理不理地冷落人家。姑娘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开朗。一见面，先送他一串银铃样的笑声，再送他一堆蜜甜的大伯。老壮面子上应付着，心里却在暗暗地骂：瞧你那个鲤鱼精样子，浪说浪笑，不是好货！

    有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雷鸣电闪地下了一场暴雨。李老壮好不容易才拢住鸭群。暴雨过后，在一片芦苇边上，老壮碰到了十几只鸭子。他知道这一定是刚才的暴风雨把哪个放鸭人的鸭群冲散了。“好鸭！”老壮不由地赞了一声。只见这十几只鸭子浑身雪白，身体肥硕，像一只只小船儿在水面上漂荡，十分招人喜爱。老壮突然想起在湖西王庄公社农技站工作的儿子说过，他们刚从京郊引进了一批良种鸭，大概就是这些吧？老壮一边想着，一边把这十几只肥鸭赶进自己的鸭群。

    第二天，老壮一进湖就碰上了王庄的放鸭姑娘。

    “大伯，你看没看到十几只鸭子？昨儿个的暴风雨把我的鸭群冲散了，回家一点数，少了十四只。是刚从农技站买的良种鸭，把我急得一夜没睡好觉呢！”

    老壮看到姑娘那着急的样子，早已忘记了前些日子的不快，用手一指鸭群，说：”那不是，一只也不少，都在我这儿呢。

    “太谢谢您啦，大伯。我把鸭赶过来吧？”

    “我来。”李老壮挥动竹篙，把那十四只白鸭从自家鸭群里轰出来。放鸭姑娘“呷呷”的唤着，白鸭归了群。

    “大伯，咱们在一个湖里放了大半年鸭子，俺还不知道您姓甚名谁呢！”姑娘把小船撑到老壮的小船边，用唱歌般的发音发问。

    “姓李，名老壮！”

    “呀！您就是苇林、李苇林，不，李技术员的……”

    “不差，我就是李苇林他爹，”李老壮胡子翘起来，“我就是那个因为偷鸭子游过乡的李老壮！”

    姑娘又一次惊叫起来。她双眼瞪得杏子圆，脸红成了一朵粉荷花。

    “大伯，谢谢您……”她匆匆忙忙地对着老壮鞠了一躬，撑着船，赶着鸭，没命地逃了。

    “姑娘，你认识我家苇林？见到他捎个话儿，让他带几只良种鸭回来！”李老壮高声喊着。

    李老壮长舒了一口气，感到十分轻松愉快。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姑娘，真好相貌，人品也好，怪不得人说青草湖边出美人呢！”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路遥《平凡的世界》）

杜牧的江南

余显斌

    江南，是杜牧的。

    没有杜牧，江南，该是何等寂寞？就如淋沥的细雨中，没有油纸伞的古朴，从而缺乏一种古诗的典雅；就如长长的小巷里，没有一架紫藤萝，从而缺乏一种绿意荡漾的清新；就如断桥边，没有如烟的细柳，从而缺乏一种吴侬软语的娇媚。

    江南，是幸运的，在长久的沉寂之后，迎来了青衣飘飘的杜牧。

    江南女儿，也是幸运的，在长久的冷寂之后，又重现了青春的颜色。

    那时的江南，一定是寂寞得很久了，寂寞得连西湖的水也泛不起一点涟漪。那时的江南，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浪漫，江南采莲的曲子，已经凋谢在寒冷的池塘里；吴越争霸的战鼓，已半入江风半入云，渺茫难寻了。至于西施浣衣的样子，已经在传说中流向岁月的天尽头，白云的深影里。当然，包括当年的丝竹，当年的歌舞，当年的风流潇洒，都已经如周郎的微笑，隐入历史的硝烟中。

    江南，太寂寞了，寂寞成一池浮萍，连红叶也舞不起一点声音。

    就在这时，杜牧来了，在清明时节前后，嫩草如诗的日子里，一匹马，一身长衫，外带一支笔，踢踢跶跶走过丝雨江南，走过杏花如雪的江南，走过四百八十寺的江南，举一举杏花村的佳酿，饮醉了清明时节，饮醉了自己，也饮醉了唐诗。

    醉后不知故乡远，错把江南做故乡。

    从此，江南，收容了一颗漂泊的诗魂，也收容下一片灵秀，一片浪漫。

    在江南行走，杜牧一定是风神潇洒志气昂扬的，因为，他终于寻到了自己心中美的极致，诗的栖息地。在江南，杜牧一定是心情舒展眉宇青葱的，因为，长久的失落后，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和安慰。

    二十四桥的夜晚，月光如昼，桂香如梦。秋来的江南，依然山温水软，草木含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江南，就适宜于洒脱地生活，诗意地游走。小杜，深得江南三味。

    春风十里，柳丝飘飘，有哪一缕春风，美得过江南？有哪一处女儿，轻浅一笑，婉约过江南？

    多少人啊，走过江南？但匆匆的脚步，踏过满地红尘，能领略“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婉约？能体会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繁华？能领略“村连三峡暮云起，潮送九江寒雨来”的神妙？只有杜牧，一身长衫，飘飘地走过江南山水，把自己的欢笑，自己的歌吟，留给江南，留给江南的天空和湖面，还有山水楼台。同时，也把江南留给岁月。

    在烟水渺茫的江岸，在细柳如眉的亭旁，总有风吹过，总是有诗人的脚步走过，这些，江南记得，竖行的方块文字也记得。

    当诗人漫步江南时，多少丝管，多少弦竹，在夜月下悠扬；多少忧伤，让一个沉沦历史的书生，怆然泪下。

    不是爱风流，似被红尘误。

    诗人并不想隐居入江南山水，诗人并不想在二十四桥的箫音中沉醉。“江南好烟月，门系钓鱼船”“霜叶红如二月花”，这些美妙，也不能让诗人沉醉。所有的音乐，所有的云烟风月，并没有遮住诗人的眼睛。

    诗人站在高山上，站在红楼上，日日凝目而视，翘首企盼，在等待着一个时代的到来，等待着万民欢乐的和谐盛世到来，“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诗人总是心有不甘，在晚唐的夕阳残照中，遥望着太宗所开创的盛世，万民同乐，百国来朝。可是，诗人失望了，心冷了。天边，夕阳西下，一片暗影茫然。

    在一声长叹中，诗人走入江南。

    所有的肮脏，所有的红尘，与江南山水，与江南儿女相比，是如此不堪，如此肮脏。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诗人轻轻叹息一声，定格在江南的烟雨中，静静地观看着，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美丽；看“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轻歌曼舞；看江南儿女在月夜里一把凉扇，笑扑流萤的娇憨情态；看扬州烟水，秦淮月光。

    江南，安慰着诗人。

    诗人，沉醉于江南。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2年第2期）

阳光路十七号

王虹莲

    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山村的男人几乎全出去谋活路，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寄来的信和钱。

    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来钱，或多或少。她似孩子一样，跑到储蓄所存起来，舍不得花掉一分钱。他们文化都不高，写封家书还是够用的。他的字丑陋，可是她喜欢，那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惦念。她也回信，羞涩地表达着惦记。正是新婚，她的每一瓣心花里，全是那个黑黑瘦瘦的男子。

    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阳光路，多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条路一定是铺满了金灿灿的阳光。何况，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绿阴蔽日，碎石铺就，这里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露台的那种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觉得不苦。

    于是她的想像就更加完美，问，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有水仙花吗？那围墙上青藤爬满了吗？这种幻想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感。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她喜欢听他描述外面的世界，那些红白相间的房子，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那悠扬的钢琴声；他还说起过麦当劳，说，什么时候你来，我带你去吃。

    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去吧。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公司组织的。好像公司是个很气派的词，好像海南是国外一样。

    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了，她跟他说，明年你回来，我们一起盖个新房子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几只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

    他离开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了疯了。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她一下子就晕了，如果不是警察帮助，她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她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警察。警察说，很远的地方，在郊区呢，离城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她呆住，以为听错了，他明明说是在市中心啊。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的简易棚子就是！

    她终于看到一块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一块简陋的木牌子，上面有水泥和白灰。她也看到了那些简陋的房子，真是红白相间，红的砖，上面画着白线。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露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儿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时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留。

    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她哭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

    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了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总吃。她含着眼泪吃完那个叫汉堡的东西，然后说，不好吃，不如红薯粥好喝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一直说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眼泪。最后，她握住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才叫阳光路。

    她一直没有说，她去过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她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亮剑（节选）

都梁

李云龙突围后，带领残存的30多人撤往二营驻地桃树沟。

对于独立团来说，这次亏吃大了，政委赵刚负了重伤，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李云龙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赵刚去总部医院治伤，他对昏迷中的赵刚说：“老赵，你去安心养伤，你千万要挺住呀，你答应过我，不把鬼子赶跑，咱俩谁也不许死，你听见没有？你他娘的别装熊，想一撒手就走了？门也没有，这太不够朋友了，告诉你，你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躲到哪儿也要把你抓回来。想当逃兵？绝对不行，只许你活着，不许你死，你听见没有？求你啦，老赵……”

李云龙哭了，眼泪成串地滚落在胸前。

送走了赵刚，李云龙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许进门，饭不吃，水也不喝，叶子烟卷的大炮一支接一支地抽，半开的窗户像个正在生火的大烟囱，突突地往外冒烟。

这次团部被袭，牺牲了五十多人，警卫排几乎全部阵亡，团部人员阵亡了一半，连断后掩护的炊事员老王都牺牲了，一想起这事，李云龙的心就在痛苦地抽搐，他在反省自己。李云龙的怒火在胸中翻腾，娘的，这次团部差点儿让人连锅端了，政委负了重伤，老子连老婆都让人抓了。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要当了缩头乌龟，以后就别在这一带混了。什么他娘的特种部队？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是爹妈生的血肉之躯？就算他山本特工队是钢打的核桃，老子也要把你砸碎吞了。你小子不知死，竟逃进了平安县城，这晋西北是这么容易来的吗？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

傍晚时分，李云龙猛地推开房门，大吼一声：“通讯班集合！”李云龙把几个通讯员全部派出去，命令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两天以后，独立团集结完毕。

独立团要攻打县城，它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而县城的日本守军一遭到攻击，各地的守军就要来增援，而周边的几个游击区都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都有人数庞大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地方武装。虽然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之间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命令，八路军内部的通讯能力很差，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之间的联络也很差，周边游击区的各部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李云龙要攻击县城。但只要日军从自己眼前的据点里出来，就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路，见了便宜能不占吗？于是，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军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包括啸聚山林的土匪山大王全都卷了进去，晋西北真乱套了。

攻打县城的战斗先在北门打响，顷刻之间，其他三个方向也传来爆豆般的枪声。城上城下轻重机枪对射打得飞沙走石，几个梯次的爆破组冒着弹雨前仆后继，伤亡一开始就很大。爆破手们不断地中弹倒下，新的爆破手又不顾死活地冲上去，这是场硬碰硬的战斗，双方都玩儿了命。一个爆破手拖着被重机枪打断的双腿，艰难地爬近城墙根，守军慌了，成串的手榴弹落下来，负伤的爆破手没等手榴弹爆炸就拉着了导火索……“轰”地一声巨大的爆炸，城墙出现一个巨大的V字型缺口，攻击部队潮水般地冲上去，又一片片地倒下……

此时，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内打成了一锅粥。

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联队已前来增援平安县城。楚云飞吃了一惊，日军一个联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就这么不管不顾干上了？

楚云飞心想，肯定是李云龙，这小子够楞的，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自顾自地干了起来，就你那一个团，兵力够用吗？楚云飞心里有些不满，这小子简直目中无人，虽说双方时有摩擦，好歹算是友军吧？这不是看不起我楚某吗？他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不满归不满，忙还是要帮的，何况鬼子要从他的地盘上过，总得留下点买路钱吧？

“鬼子既然送上门来，咱们设伏干他一仗如何？”楚云飞对参谋长林志强说。

“团座，咱们一个团对付鬼子一个联队^[注] ， 这不是闹着玩的，兵力对比是1：1呀，赔本儿的买卖可不能干，请团座三思。”林志强不同意。

“当然，我也不打算赔本儿，咱们来个梯次配置，分段阻击，给李云龙那小子赢得点儿时间。”

林志强说：“团座，咱和八路军井水不犯河水，帮他的忙干什么？”

“这李云龙还算条汉子，中国军队要是多几个李云龙这样的军官，这场战争就好打多了，准备战斗吧。”楚云飞下了决心。

国民党军358团刚刚进入阵地，前面就打响了。李云龙派出的打援部队和日军接上火了。这是独立团一连和县大队、区小队组成的阻击部队，人数只有几百人，而日军却是整整一个联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

整整四个小时，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战不退，日军的重炮把阵地炸成一片火海，以大队为单位轮番攻击，战士们从被炸塌的工事中钻出来，用机枪、步枪、集束手榴弹顽强阻击。负责阻击的八路军指挥员拒绝了358团的换防建议，声称他们奉命阻击8个小时，只有到时间才能撤退，除非他们全部阵亡。

这支八路军小部队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楚云飞在望远镜中看到最后的几个战士拉响了集束手榴弹和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他感慨万端，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和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他不由得暗暗心惊。

（节选自《亮剑》第七章，有删改）

[注释]抗战时期，日军一个标准联队约3800人。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