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最后一次蹲守

朱卫国

    公墓，秋叶纷纷。

    老梁身穿保洁工作服，挨着一辆垃圾车，他一边观察着不多的扫墓人，一边清理小径的落叶。时间过去一年了，他又在这里等她，如果这次等不到，这将是老梁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再过几天，他就正式退休了。

    今天是她儿子十周岁的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她肯定会来，一个母亲唯一的儿子长眠在此，那么孤单，她一定熬不了的，明知道来看儿子会有危险，但还是要来。

    老梁赌她这几天一定会来，并且预测她更加憔悴与绝望了。一年前，就在此地，他和她近在咫尺，尽管她如此乔装打扮，如此谨慎小心，他还是认出了她。他应该扔掉手中的扫帚，一跃而上，结束多日的蹲守，但他没有，他犯了一个职业大错，让一个女逃犯从眼前平静地离开了。

    这是老梁单独执行的任务，尽管没有受到处分，但蹲守必须继续。

    一年了，她凌乱不堪的眼神让老梁无法平静。那是怎样的一副面容啊，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却如一片枯黄干涩的落叶，凄惶憔悴，不可终日，痛失爱子的折磨已经深肌入骨。是的，她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老梁看见她眼中浑浊的泪水，像一根雨线倾注而下，被极力克制的身子仍剧烈抖动着，那是一位悲伤无助的母亲在逝儿墓前的哭泣。

    此前，他曾无数次熟悉过她的照片与资料，他不敢相信之前风华动人的她竟凋零成如此模样。她跪在儿子的墓前，轻轻抚摸着孩子的相片，完全忘却了身边可能存在的危险，此刻，她已丢掉警惕与防范，回到了纯粹的母亲身份，她凝视着儿子定格的面容，很久很久。渐渐地，她脸上露出了轻微的笑意，或许，她想到了：人间与天堂的距离不过是一块墓碑。

    老梁没有冲上去，设计好的种种抓捕细节已经忘得无影无踪，他甚至不忍心靠近去打扰她，不知怎的，心底有一种力量拉着他继续隐藏，他看着她哭完后摆出了祭品，有巧克力、玩具，然后，她平静地离开了墓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梁并不后悔放走了她。

    一阵秋风把老梁从思绪中拉回，他紧了紧上衣。瑟瑟寒意让墓园更显寂寥，远处的暮霭中开始闪现零星的灯火。公墓里人影寥寥，夜晚的帷幕即将拉起。

    他赌这几天她一定会来的。

    他再一次在脑海中回溯起她的经历。原本她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尽管被丈夫抛弃了，母子俩还可以相依为命的。她发誓要好好带大儿子，她的确做到了，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赚了很多钱，如果儿子没有突发那场疾病，一切都是美好的。医生的那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带走了她所有的希望。

    绝望的她执拗地认为医生治死了她的儿子，她要报复，要把医院的大门炸掉，要给医院好看。她私买了一些炸药，藏在特意在郊外空旷地方租来的屋子里，哪知骤起的高温让炸药自爆，炸伤了偶尔从这里经过的路人。看到有关爆炸的新闻后，她开始了逃匿生涯。

    老梁承认自己容易感情用事，这是职业大忌，他反省过。他一次次地想象着她的逃匿生活，那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啊，永远只能是地下人，无法见到阳光。慢慢地，老梁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为，他觉得自己就是罪人，是他让她在继续着不幸与痛苦。是的，抓住她，让她有一个结束，也有一个新的开始，才是对她最好的怜悯。

    她仿佛彻底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发现不了她的踪影。但老梁坚信，她一定还会在她儿子生日前后出现在儿子的墓地，毕竟，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秋雨似有似无，老梁在落叶间凝神注视。她一定会来的，他坚信。他再次预想种种抓捕细节，甚至安排好了在外围配合的同事。他想，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蹲守。

    他的预测没有错。下午五点五十，一个人影闪了过来，往十九号墓地走去，是她，就是她，老梁一眼认出来了，并给外围的同事发出了信号。

    他假装推动垃圾车，继续观察她的动静。他心想，该结束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大堆零食，一样样放在儿子墓前，轻轻抚摸着儿子的相片，温情地说着：“儿子，妈妈来看你了。”

    老梁拿着扫帚边扫边靠近她，以便距离合适后成功抓捕，只有四米了，三米，两米，必须要行动了，他向同事发出了行动信号。

    突然，她转过身，对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是警察，让我再看一会儿孩子吧，我进去后，孩子就看不到妈妈了。”她化了精致的妆容，仍掩不住满脸的风霜。

    “好吧。”他说。

    半个小时后，她缓缓起身，最后回头看了一下儿子，对老梁说：“是该结束了。” “嗯，是该重新开始了。”他给她戴上了手铐。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7期，略有删改）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

    “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好。”妈妈说。

    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在罢工期，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说那里的发酸牛奶可以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牛奶做成奶酪。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了。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绿风

陈忠实

    大约是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末尾，即我下决心从都市返归故居的那一年，据说是关中几十年不遇的一个湿夏。

    那天晚上交过子夜睡得最酣的时刻，一声天崩地裂似的响声震得我从被窝里蹦起来，坐在炕上足足昏厥了五分钟。当我肯定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也就判断出来后院里可能有小的灾变发生。我打着手电筒出了后门，后坡上滑坡了——我祖居的房根距后坡充其量不过十米。

    我吓得再也无法入睡，坐等到天明一看，才真正地惊恐了。绿草和树木全部倾覆在后院里，和泥浆石头搅缠在一起。坡上竟是一片白花花的沙石鹅卵石堆积起来的沙坡。我从有智能的年岁起，就记得这后坡上长满了迎春花，每年春天便率先把一片金黄的花色呈现给世界也呈现给父亲。父亲年年都要说一句：迎春花开了！然而父亲也说不清是我们家族的哪一位祖宗栽植的，反正整个后坡上都覆盖着迎春花的厚茸茸的枝条，花丛中长着一些不能成材的枸树榆树和酸枣棵子。现在完了，什么树什么花什么草全都滑塌下来，和泥浆砂砾搅缠堆积在坡根下捂死了。陡坡上也不知被掩盖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砂砾重新裸露出来，某种史前的原生原始的气韵瞬间使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畏怯。我联想到一架骷髅，这骷髅确凿又是我们祖先我们家族里男人的骷髅……一种从家族墓穴里透出的幽冷之气直透我的骨髓。

    我在那一刻便想到了覆盖，似乎不单是覆盖那一片史前的砂砾，而是把家族的早已腐蚀净尽血肉的骷髅覆盖起来。我要栽树，植草，然而须得等到秋后。

    树叶落光白露成霜的秋末冬初是植树的好时节。我到山坡上挖了十余株野生的洋槐树，很随意地栽下了。所以随意，是我深知洋槐树生存能力特别强，一般树难存活的贫瘠干旱的石山河滩都能繁衍它的族类。然而我也不能太随意，在那很陡峭的沙坡上挖下坑，再给坑里回填上肥沃的一筐黄土，以便它能扎根。我相信，在这一堆黄土里扎下根来，它就可能再把它的根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伸向砂层。

    当这一批指头粗细的小洋槐绽出绿叶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浮想联翩。一束一束鲜嫩的绿枝绿叶婷婷于沙坡上，一种最悠远的古老和新近的现实联结起来了，骷髅和新生的血脉勾连起来了，生命的苍老和生命的鲜嫩融合起来……无法推演无法判断家族悠远的历史，是一个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落脚或者可能是落草？最先是在山坡上挖洞藏身还是在河滩上搭置茅草棚？活着的最老的一位老汉只记得这个家族出过一位私塾先生，“字写得跟印出来的一样”。这位先生可能是近代以来家族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后人只记着他和他的字并引以为骄傲……整个家族的历史和记忆全部湮没了，只有一位先生和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的印象留传，家族没有湮没的竟然只是一个会写字的先生。

    洋槐很快就显出了差异，栽在坡根下有黄土的一株独占优势水肥，越往高处的树苗就逐渐生长缓滞了，尤其是最顶头的那一株，在抽出最初的几片叶子之后便停止了生长。直到随之而来的伏旱，我终于惊讶地发现它的叶子蔫了。我想如果再旱下去，不过三五天它就会死亡，便提了半桶水爬上坡顶，那水倒下去像倒入一个坑洞，然而那叶子就在眼皮下重新支棱起来了……这株长在最高处也是沙层最厚的地方的洋槐苗子，终究无法蓬勃起来。几年过去，最下边的那棵已经粗到可以作椽子了，而它却仍然只有指头粗细。那里没有水，它完全处于饥渴之中。在濒临早死的危亡时刻，我才浇给它半桶水，而且每次都要累出我一身汗。然而它毕竟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是胜利。它和其他十余棵洋槐苗子并无任何差异，在我从山野把它们挖出来移栽到我家后坡上的时候，它们自身仍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我移栽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命运才有了天壤之别。最下边在坡根下完全植根于肥沃土壤的那一株自然很欢势，我也最省事，从来也没给它浇过一滴水。而最上边的那一棵生存最艰难，我甚至感伤无意或者说随意选中它植于这块缺水缺肥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真是亏待了它，把它给毁了，它本来也应该有长成一棵大树的生存权利的。然而它也给我以启迪，使我理解到一种生命的不甘灭亡的伟大的顽强。

    这个启示是前年初夏又加深了的。那些洋槐已经成为一片林子，它们的各种形态的树冠在空中互相掺接，形成一个巨大的绿盖，把那史前沉沙严密地覆盖起来，那沉沙上也逐年落积了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各种耐旱的野草已形成植被，只有少许几坨地方像秃疤裸露。五月初，我的后坡上便爆出一片白雪似的槐花，一串串垂吊着，蜜蜂从早到晚都嗡嗡嘤嘤如同节日庆典。那悠悠的清香随着微微的山风灌进我的旧宅和新屋，灌进大门和窗户，弥漫在枕床被和书架书桌纸笔以及书卷里。我不想说沉醉。我发觉这种美好的洋槐花的香气可以改变人的心境，使人从一种烦躁进入平和，从一种浮躁进入沉静，从一种黑暗进入光明，从一种龌龊进入洁净，从一种小肚鸡肠的醋意妒气引发的不平衡而进入一种绿野绿山清流的和谐和微笑……尤其是我每每想到这槐香是我栽植培育出来的。

    最上边的那一棵没有开花。我根本没有对它寄托花的期望，它能保住生命就很不容易了，它保存生命所付出的艰辛比所有花串儿繁密的同族都要多许多。前年春天我回家去，我惊喜地发现它的朝着东边的那根枝条上缀着两朵白花，两朵距离很大而不能串结成串儿的花。我的心不由地微微悸动了，为了这两朵小小的洋槐花而悸颤不止。它终于完成了作为一种洋槐树的生命的全过程，扎根，绿叶，青枝和开花，一种生命体验的全过程，而且对生存的艰难生存的痛苦的体验最为深刻。我俯身低头亲吻了这两朵小花，香气不逊于任何别的一树。

    每有风起，这片洋槐组成的小森林便欢腾起来，绿色的树冠在空中舞摆，使我总是和那海波海涛联系起来。是的，绿色的波涛汹涌回旋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发出低吟响起长啸以至呐喊。这些都使我陷入一种温馨一种激励一种亢奋。每有骤雨降临，更有一种呼啸与喧哗，形成一种翻江倒海的巨声，使人感到恐怖的同时又感到一种伟力。那风声雨声和整个村庄的树木群族不可分割地融汇在一起。每当风和日丽，我在写作疲惫时便走出后院爬上后坡，手抚着那已经粗糙起来的树干倚靠一会儿，或者背靠大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便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气息。旱薄荷依然有薄荷的清香，腐烂的落叶有一股腐霉的气味。我的小森林所形成的绿色的风，给我以生理的和心理的调节；而这种调节却是最初的目的里所没有的。

信  任

王奎山

    玉生是腊月二十八到家里的。

    玉生是个新兵，入伍才一个多月。

    入伍才一个多月的新兵怎么就能探亲呢？

    玉生不是请了探亲假回来探亲的，他是从部队偷偷跑回来的。

    新兵连的班长在训练的时候见玉生的动作不规范，就批评了他。玉生不服气，和班长顶了嘴，那班长见玉生嘴硬，就踹了他一脚。玉生觉得窝囊，就偷跑回来了。

    玉生的父亲见儿子从部队偷跑回来了，自然非常生气。父亲骂他是“逃兵”。父亲骂玉生不争气的同时，也踹了玉生一脚。然后，父亲严令玉生马上赶回部队。连母亲也批评他，连妹妹也批评他。

    这下子玉生才知道自己错了。

    玉生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立即往火车站跑。在路过邮局的时候，玉生决定先给部队发个加急电报，免得首长和战友们着急。

    玉生要了张电报纸，刚刚写下“北京”两个字，旁边就有人问他：

    “同志，你是在北京当兵？”

    玉生点点头。抬头一看，是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

    老师傅又问：“你这是……”

    玉生只好如实回答道：”我这正要回部队去，先给部队发个电报。”

    师傅说：”什么时候走？”

    玉生说：“马上就走，十一点的车。”然后，玉生就埋头填写电报，然后又到柜台上交款，办手续。

    等玉生忙完这一切，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老师傅又凑过来了，还一脸的笑。

    玉生知道老师傅肯定有事，就问：“大伯，有什么事么？”

    老师傅就忙给玉生掏烟。

    玉生连连摆手说不会，老师傅这才把一个邮包拿到玉生面前说：“我小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前些时打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我那小儿子有气管炎，一到天冷就犯。老伴打听了一个单方，给他配了几服药，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刚才邮局的同志说，这瓶瓶罐罐的不保险，不让寄。你看……”

    玉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就说：“大伯，您要是信得过我，这药和毛衣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给送到。”

    老师傅感动地说：“信得过信得过。啥人信不过还信不过解放军？”说着，就把包裹递到了玉生的手里，“地址，姓名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玉生说：“放心吧大伯，最迟正月初五以前，保证送到您儿子手里。”

    老师傅呵呵地笑了：“那中，比走邮局还快呢！”

    玉生在邮局门口和老师傅分了手，一直往火车站走去。路上，玉生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条胳膊也甩得有模有样的。玉生心想，好歹，咱也是个军人呢！

（选自《王奎山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