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聂鑫森

    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正坐在画室的大画案前用紫砂壶啜着茶，目光却移动在一张铺好的四尺宣纸上，于下笔之前，构思着一幅《深山行旅图》。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过了好一阵，门铃再一次响起，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

    黄云山重重地放下紫砂壶，他急急地走出画室，穿过客厅，猛一下把门打开了。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汉子，风尘仆仆，右手提着一个旅行袋，左手拿着一幅折叠着的没有装裱的画。

    黄云山问：“你找谁？”

    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您是笔樵先生吧？”

    黄云山很意外，来人居然知道他名字，便点了点头。

    “笔樵先生，我叫秋小峦，是一个乡村教师。我从外省一个偏远小县来到北京，只是为了了却父亲秋溪谷的一个心愿。他也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也在业余画了一辈子的山水画，对您又极为倾服。不久前因病辞世时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携画去京请笔樵先生法眼一鉴，看此生努力是否白费，回来后在坟前转告我，我也就可以闭目于九泉之下了。’”

    秋小峦说得极快，为的是怕耽误黄云山的时间。

    黄云山有些犹豫，像这样上门求教求画求鉴定的人太多了。他年事已高，实在是没有精力应付了。

    “笔樵先生，十九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父亲行将退休，县教育局组织老教师进京参观。他多方打听到您的地址并找到这里来拜访，恰好您外出讲学，便留下一封信交给了尊夫人。”

    黄云山“呵”了一声，似乎有点印象，又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把一只手习惯地扶住门框，依旧没有请客人进屋的意思。

    “您放心，我不进您的家，只想耽误先生几分钟，请您看一看这张画，我也就可以向死去的父亲作个交代了。”

    秋小峦的眼圈红了，眼角有泪光闪烁。

    “好吧。”黄云山为秋小峦的孝心所感动，脸上有了笑意。

    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缓缓地打开，是一幅用积墨法画出的《楚山春寒图》，苍苍茫茫，云烟满纸，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却能做到不板、不结、不死；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树、石的层次，称得上是大气磅礴，浑厚华滋。

    黄云山激动起来，大声说：“恕老朽怠慢，请进！”

    他们一起走进画室。

    黄云山问：“除了此画，还有吗？”

    “旅行袋里还有二十余幅，其他的都在家里。”

    “待我净了手、焚香，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国有颜回而不知，我深以为耻！”

    黄云山净了手，又擦拭干净，忙给秋小峦沏上一杯茶，再寻出一个铜香炉，插上一根点着的檀香。

    满室芬芳。

    黄云山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然后长叹一声，说：“能得积墨妙处的有明末清初的龚贤，现代画家中，就要数黄宾虹和你父亲了。可惜这两位也都先后过世，悲哉！悲哉！从你父亲的用纸上，可看出他生前生活的窘困，而从画面上又看出他的豁达乐观和淡泊名利，我辈惭愧！”

    他们坐下来亲切地交谈。黄云山问的很细，诸如秋溪谷的身世、师承、生活、读书……秋小峦虔诚地一一回答。

    黄云山说：“你一定要进京来为你父亲办一个遗作展，他是一个进入美术史的人物，是真正的大师。我给你写几封引荐信，让我的老友们开开眼，别高踞北京以为天下无人。费用、场地、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安排，不用你操心。”

    然后，他站起来，向秋小峦鞠了一躬，说：“一是谢谢你的孝心，为了尊父的嘱托，不远千里而来；二是请你原谅我的失礼，差点与一位大师的作品失之交臂。”

    秋小峦忍不住大声恸哭起来。

    看看壁上的挂钟，十一点了。秋小峦慌忙站起来，揩干泪，说：“笔樵先生，我该走了！”

    “不忙，在此午餐！”

    两个月后，“秋溪谷先生遗作展”在北京的美术馆举行，观者如堵，好评如潮。

    在众多记者和名流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黄云山真诚地对秋小峦说：“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以便时时展读，与他倾心交谈！”

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来。

（选自2009年第3期《小说选刊》）

枪口上的小花

周海亮

    他知道这样不好。可是他喜欢这样。

    他喜欢将一朵淡蓝色的小花，插进他的枪口。

    他们一直驻扎在战壕。真正的驻扎，整整半年，吃在那里，睡在那里，警戒在那里，思乡在那里。战壕又深又宽，兵们横七竖八地睡着，如同古墓里复活的全副武装的干尸。战壕前方，空旷的原野一览无余。草绿得失真，花开得灿烂，土拔鼠从洞穴里探出憨厚的脑袋，野兔红色或者灰色的眼睛机警地闪动。一切那般宁静美好，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可是他们不敢离开战壕半步，长官说，对方的狙击手藏在岩石的缝隙里，藏在土拔鼠的洞穴里，藏在草尖上，藏在花粉间，藏在尘埃中，藏在阳光里。狙击手无处不在，他们是死神的使者。

    他不相信。他不敢不相信。每一天他们都高度紧张，然而战争迟迟不肯打响。

    战壕的边缘，开满蓝色的小花。花五瓣，半透明，花瓣淡蓝，花蕊淡黄，花蒂淡绿。小花晶莹剔透，如同巧匠精雕细琢而成。他探出脑袋，向小花吹一口气，花儿轻轻摇摆，淡黄色的花粉飘飘洒洒。蜜蜂飞过来了，嗡嗡叫着，捋动着细小的长满绒毛的腿。他笑了。他不知道小花的名字。他想起故乡。

    故乡开满这种不知名的小花。初夏时，整个草原和整个河畔，全都是蓝的。有时候，他和她手拉手在花间奔跑，笑着，闹着，一起跌倒在地，让淡蓝的影子轻洒全身。还有时候，黄昏，他坐在木屋前，看她款款走来。她的头发高高挽起，两手在阳光下闪出微蓝的光芒。她提着长裙，赤着脚，脖子优雅地探着，长裙上落满淡蓝色的小花。她朝他走来，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天空掠过浮云，炊烟升起，一头牛在远方唱起低沉并且深情的曲子。

    一切那般美好，看不到任何战事的迹象。可是战事还是按时到来，他应征入伍。他迷恋草原，迷恋木屋和那些淡蓝的花儿，迷恋她美丽的下巴和半透明的淡蓝的手。可是他必须入伍，从一个草原抵达另一个草原。潮湿的战壕里，他盯住那些小花，如同盯住她湿润的眼睛。

    他将小花小心地摘下，小心地插进枪口。小花在枪口上盛开，蜜蜂嗡嗡飞来，绕着花儿盘旋。他笑。他冲小花吹一口气，小花轻轻抖动。淡黄色的花粉，纷纷扬扬。

    长官不喜欢他这样做。长官说枪不是花瓶，枪的唯一作用，是杀人。他知道。可是他喜欢那些小花，更喜欢小花将枪口装扮，将战壕装扮。他从战壕里探出脑袋，他看到海洋般的小花终将草原覆盖。没有狙击手。他看不到。

    长官说，再这样做的话，把你送回家。

    家乡有和蔼的奶牛，笔直的炊烟，淡蓝色的小花和小花般芬芳的她。他想回家。可是，他不能回家。

    每一天，趁长官不注意，他仍然将小花插进枪口。夜里他抱着开花的步枪睡觉，梦里花儿开满全身。他幸福得不想醒来。

    他必须醒来。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十几个人趁着夜色，爬行在淡蓝色的花丛之间。他们拖着长长的步枪，头盔涂抹成花朵的蓝色，眼神充满恐惧和令人恐惧的杀气。长官冲他摆摆手，他起身。长官再冲他摆摆手，他将枪口捅进射击孔。长官又冲他摆摆手，他的枪口，便瞄准了离他最近的头盔。这动作他和长官演练过很多次，只要他扣动扳机，对方的头盔就会多出一个圆圆的小洞。死去之前对方甚至连轻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他百发百中。

    他在等待最后的命令。

    他看到枪口的小花。

    他愣了一下。

    刚才他将小花忘记。因为紧张，因为恐惧，更因为兴奋。他该将小花摘下，轻轻插进口袋，然后，端起枪，向敌人瞄准。那么美丽的小花，半透明，花瓣淡蓝，花蕊淡黄，花蒂淡绿；那么美丽的小花，如同娇嫩的姑娘。小花将会被射出枪膛的子弹击得粉碎或者烧成灰烬，这太过残忍。

    他的嘴角轻轻抽动。

    长官的手向下劈去。他扣动了扳机。可是他迟疑了一下。或许一秒钟，或许半秒钟，或许四分之一秒钟、八分之一秒钟……他迟疑，然后，扣动扳机。可是晚了。他听到一声极轻的闷响，他的眉心，多出一个散着淡蓝色青烟的小洞。

    他念一声，小花。那是故乡的名字，也是姑娘的名字。

（选自《山东青年》2015年12月）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

    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阴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阴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

    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4日20版）

拔草

李娟

    我们家自行车的全部构件只剩下两个轮子、一只坐垫、一副龙头以及连接物。连踏板都没有。至于刹车器，就更是奢侈物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只须把脚伸直，用鞋底在飞速运转的车轮上“嗞——”地蹭一下，车自然就会减速。如果情况特别紧急，则两只脚一起上。

    有一次我妹骑车的时候，骑着骑着车链条掉了，并且掉得极不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在被两条大狗狂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穷凶极恶的狗！在阿克哈拉，最凶的狗一直都是我们家的琼瑶。可是和这两条狗相比，我们家琼瑶简直温柔极了。我妹的车链子不巧就在那时候掉了！她“啊——”地叫起来，两条腿蹬得飞快，面无表情，大汗淋淋。亏她车上还载了小山似的一堆干草，居然也没给狗扒掉。要是掉了的话谁敢回去捡啊？

    家里养鸡，一养就是一百多只，还有五只野鸭子。小的时候还好打发，长大了简直跟一群强盗似的。我妹每天都要拔瓷瓷的两大编织袋蒲公英回来才够它们吃，加上家里打算再养只小毛驴，于是草就得拔得更勤了。每天拔回来的草都得晒干一部分，留作冬天给毛驴的草料。

    到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节，牧民们纷纷从深山返回乌伦古河流域，为大畜准备冬天的草料。一辆辆打草的马车晃晃悠悠，满载而归。

    我家没有草场，只好去草场里捡别人割剩下的。拉草的车经过的地方，沿途路两边的树枝多多少少会把垛得高高的草从车上挂下来一些。于是我妹就天天沿着打草的车辙走啊走啊，前面掉，后面捡。就是被狗追的那一次，我也跟去捡草了。去的路上果然捡了很多，我们细细拢一拢，居然有好几抱，便藏在路边灌木丛里，准备回去的时候捎上。

    风很大很大，在高处呼啦啦地响。苞谷地如丛林一般，茂密地高过头顶，又如大海一般起伏。土路孤独地在这片海洋中延伸。走在这路上，像是走在消失之中。

    我们每捡够一大抱的时候，就集中到一处放着，然后空手向前继续捡。这样，走过的路上每隔不远就垛着一堆，一路延伸得很远很远。

    阳光灿烂，却下起雨来。真奇怪，雨从哪里来的呢？摔在地上有五分钱镍币大小，砸在脸上更是梦一样的痛觉。风呼啸着从天边奔来，苞谷地动荡不停。雨点有一阵没一阵地洒着，后来越下越大。天气炎热，风势不减。

    又过了大约十来分钟，这场奇怪的雨才止住。土路上雨的痕迹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个又一个环形小坑。密密麻麻地、寂静地排列着，如月球表面一般寂静。自从打完草后，这条路很长时间都没人走过了。

    这里的碎草更多，带刺的灌木丛中，铁丝网上，道路拐弯处，遗落得到处都是。我们不停地左右开弓，不一会就码了齐腰高的一垛。

    这么多怎么拿得回去呢？我站在旁边想了又想，对我妹说：“分成四次，我们一人抱一堆走，两个来回就拿完了……”

    我妹也站在旁边想了想，一弯腰，把那堆草整个儿抱起来就走……

    我就只好跟在后面，一路上捡她身后掉下来的碎草。

    今天的任务还早着呢，我们还得一人拎一条编织袋，走进林荫道对面的田野里去拔新鲜草。刚才的草料是用来储存到冬天的，而家里的鸡鸭还在等着今天的晚饭。

    风依然很大。这样的天气最好了，没有蚊虫。在这样的大风里它们那扇小翅膀飞不起来，也就不用因为它们钻进耳朵而吓得要死，平常田野里很可怕，草丛中的蚊子跟云雾似的，一片一片地荡漾，还极均匀地发出嗡嗡不绝的重低音。所以才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啊。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涤荡，干干净净。

    我们一人扛一只袋子往回走，迎风穿过这片美丽平坦的田野，远处的林荫道像是等了一百年一样。里面停着我们的自行车。

    回到家，我妈说：“啧！今天捡了这么多！两个人一起干到底不一样啊。”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哪里哪里，我是去当啦啦队的。”

    再说说鸡吃草的情景：这群死鸡跟债主似的，一个个上蹿下跳，脸红脖子粗，把五只可怜的野鸭子在脚下踩来踩去，根本靠不到食槽旁边。有的鸭子不知怎么的居然也在糟子边挤到一个位置，还没下嘴，突然看到左右前后全是鸡，立刻大惊小怪地尖叫着跑掉，四处乱跳，寻找同伴。不知鸭子为什么这么怕鸡，它们明明长得比鸡大。

    这些鸡可狠了，从小就会啄人，疼得要死。由于嘴尖的原因，一个个特能挑食。鸭子就笨得不可思议了。每次都要等鸡们吃得神清气闲了，才敢蹭到槽子边上，而且还努力地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排成一条队逃跑。

    其实鸭子有时也很令人烦恼的。我们在鸡棚里放了一只小铁盆给大家饮水。每次注满水后，它们总要跳进这方狭小的水域游上几圈过干瘾。游就游呗，可它们还要扎猛子。有时候这小小一盆子水里居然能挤进去三四只鸭子，把盆子挤得满满当当。明明一动都不能动了，却仍扭着身子假装游泳。害得鸡们围着盆子干着急，一口水也喝不到。

    鸭子最有意思了，我妈叫：“鸭！”它们就“啊！”地回答一声。我妈要是叫：“鸭鸭！”它们就：“啊！啊！”我妈：“鸭鸭鸭！”它们：“啊！啊！啊！”

（有删改）

家庭教师

琦君

    ①父亲过分疼爱我，自幼恨不得把我封在箱子里抚养，才五岁就特请一位老师教我认字块。稍稍长大，就读三字经、女四书、幼学琼林……直到十四岁，整十年的光阴，脑袋里尽是些不知所云的“之乎者也”在打转，黄金时代的童年，就被这位严厉的老师活生生的剥夺了。至今想起老师的尊容，尚未免心有余悸呢！

    ②老师四十左右年纪，秃头马脸，目光炯炯逼人，两排黄牙自出生以来从不洗刷，说是刷牙丧精神，非养身之道。因为老师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终日茹素以外，每月里还有六天斋期，过午不食，十二时以前赶着吃了三大碗饭，午后就不进任何点心食物了。到晚上他不免饿火中烧，肝阳上升。我这唯一的学生，就做了他唯一的出气筒了。所以老师怕度斋期，我更怕度老师的斋期。

    ③“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吾……宰吾……”“拍”，茶杯垫子已经飞过来，刚巧打在我的鼻梁上，打得我涕泪交流，却不敢哭出声来。鼻梁上起一块青肿，晚上向母亲哭诉，母亲以商量的口吻问老师可否以打手心代替扔茶杯垫子，老师一言不答，第二天，就向父亲辞馆了。幸父亲再三挽留，总算打消了辞意。从那以后，他不再打我了。背错了书，他就在香炉里燃起一炷香，叫我跪在佛堂里，眼观鼻，鼻观心，慢慢儿“反省”，直至燃完了香，才得起立。最初几次，我跪得眼聋耳花，摇摇欲倒，可是不到时候不得起来。其后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跪在蒲团上，看炉烟袅袅，倒落得想入非非，比背“孟子曰……”总自在得多呢！

    ④老师叫我习大字，“磨墨如病夫，执笔如骁将”，“握拳透爪”，“力透纸背”，一大篇理论。可是习字对我就如上镣铐。一个红珠碟子放在手腕上，提笔悬空，脚踏实地，气沉丹田，目不得转瞬，心不得两用。老师在背后乘其不备将笔一抽，如被抽走了就被认为握笔不坚，字必无力，要重写。腕上红珠碟子如果翻下来，即是小腕不正，字亦不正，又要重写。就这样每天上一次刑，不知多少眼泪咽下了肚子。

    ⑤七岁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夸我字写得好，父亲高兴，要我写幅大对联，先把一个广东月饼放在我面前，写得好有赏。我看在月饼的份上，拿起笔来胡乱地在纸上爬行，还记得对子是：“莼菜鲈鱼人生贵适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父亲问我懂不懂，“懂，懂！”我说，管他懂不懂呢，眼睛老早盯在又油又甜的月饼上了。父亲又说一个“而”字要我造句，我毫不迟疑地说：“盘中有饼，取而食之。”父亲虽夸我已懂得虚字的用法，可是老师因我只知道吃总是大大不高兴。

    ⑥十年昏沉岁月里，我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唯一盼望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生日与新年。老师究竟富于人情味，生日给假一天，新年自廿四日送灶神以后至正月初五日放假十二天。如今想起那鲜甜温馨的十二天，犹恨不能重返童年。过生日，老师要我跪在佛前念三遍“白衣咒”、一遍“心经”。新年里，更每天大清早套上一串念佛珠，跟着他敲小木鱼念阿弥陀佛团团转上十圈，才得“放生”。初五以后，便是“新春开笔”，重度艰难困苦的日子了。

    ⑦十二岁那年，我家迁到杭州，正住在一个教会学校的斜对面，每天倚楼看短衣黑裙的女学生，生龙活虎似的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心中好不羡慕。我疏通了父亲的一位开明朋友，费劲唇舌说通了父亲，总算答应我考中学了，我费了三个星期补算学，居然“金榜题名”，考了第三。进了学校，我开始念“A，B，C，D”“X+Y=Z”，老师看了，不免喟叹斯文扫地。教会学校要念圣经，与老师的“白衣咒”“心经”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于是老师的去志遂决。他告诉父亲“尘缘已了”，“四大皆空”，要去五台山当和尚了。父亲不得不同意。

    ⑧老师就此飘然隐去了。

    ⑨今天我执笔涂鸦，饮水思源，仍不能不归功于老师的启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