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Q，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管，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小包袱

    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包袱有枕头那么大，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无论是到弟弟家住还是到北京住，一直不离她身。

    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和菜市场认识的老乡告别的机会，悄悄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包裹，打开里面发现是一个一个信封，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缠绕得严实。信封里装了内容，有厚有薄。张小梅猜想是钱，神秘地说：“妈的包裹里放了钱。”张孝德说：“姐，你没事闲着，妈每天看她的包，你动了她准知道。”

    看着母亲的小包袱，用小毛巾、旧布块、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的一个小包包，小包包里有四十多个信封，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时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张孝德忽然觉得应该给母亲的小包袱拍个照，他用手机拍下了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把图发到微信群里并写下一段话：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一想到城市生活那些背后的空洞无物，我就惶恐不安。看着母亲的小包袱，我想起了童年、成长和对母亲的感情，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天快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她直奔自己的卧室，打开灯，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信封没有动。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单冬花不喜欢闺女，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的媳妇。单冬花一时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

    终于到了回乡的日子。单冬花紧紧抱着她的小包袱，看着小梅和孝德大包小包的提着。包多手少，张孝德建议把小梅的一个小提包和母亲的小包袱捆绑在一起。正捆着，公交车来了。夜色迷蒙，路灯朦胧，张孝德架着单冬花上了车，小梅提着大小包包随后上车。

    公交车行驶了四十分钟到达火车站。下车后开始清点行李，单冬花说：“把我的小包袱给我，拿惯了，手里空空的，总觉得少了什么。”

    包袱不在了。

    张小梅以为单冬花拿着，单冬花以为是张小梅取着，都急得团团转。

    单冬花说：“出门时我拿着，上车时孝德说要和小梅的提包系在一起，我明明知道小梅从我手里接走了包袱。”

    张小梅说：“妈的包袱啥时候舍得叫旁人拿，我还有福气拿？我是真没有见。”

    单冬花腿软得不由得要往地上坐，哽咽着说，两万多块钱呢。一家人不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单冬花的包袱里有这么多钱。

    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开始回忆当时的细节。孝德想也许是忘记把那个包袱带下车了，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公交汽车下一站追去。半个小时后，孝德回来说车上没有。孝德说我快发微信，或许可以帮上忙。

    小梅突然想了起来，说：“我的手机还放在那个包袱里边。整理包袱时想着妈的小包袱最重要，手机也最重要，顺手就塞进去了。”孝德问：“是否开着机？”小梅说：“开着。”孝德急忙拨号，结果是关机。

    人流拥挤着开始进站，单冬花腿上是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张孝德仿佛感受到了母亲此时的痛苦，搀扶着，在一旁反复安慰母亲，说破财免灾，只要您健康长寿；更何况，如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大都不在乎您这点钱，人家捡到后一定会给咱送回来；放心回家，不等火车到家就会有好消息，城里的派出所神速着呢。

    安顿她们上车后，张孝德立即给家里外甥的银行卡打了一万五千元，并让外甥告诉姥姥说警察当天上午就找到捡包的人，要回了钱，剩余的钱作为感谢费送给好心人了。张孝德再三叮嘱不要说漏嘴。

    回到家，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张孝德说：我们自己不小心，包袱丢到车上了，被一个好心人捡着，他通过派出所找到我们，包袱里的东西都完好着呢。

    单冬花还是不信，说，包袱里的东西你都清点了？

    张孝德说，清点了，零票都换成整钱了。

    单冬花说，我那些信封里还有东西呀，千万不敢丢了，你可放好了？

    是什么东西呢？张孝德一时语塞，假装手机信号不好，说，妈，你说啥，听不清楚你的话。

    单冬花大声说，我那些信封里一多半不是钱，是你的信呀，是你当兵时寄来的信。我百年后要带给你爸的，也好叫你爸知道我是怎么养大他的儿子的呀。

    张孝德拿着手机流泪应着，都在，妈，钱在信也在。

    张孝德回家找出一沓旧稿纸，坐在桌前，他在想，二十多年前给母亲写过的信里都是什么内容呢？那些内容他是彻底忘记了。

    张孝德提笔写下一行字：妈，我在部队想家了。

    接下来呢？文字还能在一个人的疼痛中生长吗？

（摘编自《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作者葛水平，有删节）

祈雨

陈毓

    阿斗回到流水镇，在镇子头遇见厉槟榔。厉槟榔说他要去镇后头吴婆婆那里借斗方，午后尚爷祈雨用。厉槟榔嘱咐阿斗，午后一起祈雨，三点半钟，在四方街。

    如果你是外人，站在流水镇看世界，你会心生恍惚，就算今天，这里也只是解决了温饱，远说不上富裕，年轻一代远行至他们祖宗几辈都没能走到的地方，却和这里有舍弃不掉的联系，他们知道北京的王府井，镇上有人甚至在798艺术区办过展览。生了病，他们在北京的大医院求医，也去道观祈药。留心天气预报，一周半月的天气预报都在网上查询，却也虔心诚意地祈雨。

    86岁的尚爷健在。只要尚爷在，这祈雨就落不到别人头上。

    流水镇的土地一年年减缩，但他们对土地的情感不能了断，祈祷年景风调雨顺的愿望，在骨头里。

    眼看冬月腊月没见一点雪星子，眼见着雨水节气到来了，仍是没见一星雨，老人望天，一声叹息，这天哪！眼神和语气里，满满的不安和愁烦。又不是没得吃，愁烦个啥。有年轻人不以为意，立即招来老人的训斥，黄口小儿，不知轻重。

    两月不下雨，连尚爷都不静不安了。他昨晚捎话把年轻的镇长叫来，说他要为镇子祈雨，嘱咐弄全祈雨的物件，还嘱咐把镇上的年轻人都叫来，能到的都到，看一次少一次。尚爷语气里有截铁的果断。

    到家，阿斗匆匆吃了媳妇景波做的热米皮，就帮景波扎祈雨用的扫帚，随后把十几把扫帚拿到了四方街上，这些年，四方街很少像今天这么热闹，似乎能来的人都来了，男人黑衣白巾，在屋檐下一顺站立，少见的安静，没人吸烟，没人吐痰，没人讲笑话，看着都庄重，寂寞多年的锣鼓手也从这里那里凑齐，坐的坐，站的站，也都安静。只有红白纸扎起来的龙在风中一扭一扭的，像是马上就要飞到天上去，行自己司雨的职责，广场盛大、庄严。

    黑衣黑巾的尚爷是坐在一把竹椅上被四个后生扛过来的，他一出现，“行雨”的仪式就算开始了。参加仪式的队伍在尚爷身后罗列整齐，执扫帚的妇孺走在队伍最前面，老妇手持扫帚扫土，少女拿着还没有一片绿叶的柳枝洒清水。

    队伍开走。唢呐声的高音拔起，锣鼓声跟着响起，陌生的调子让人的脊背起一股凉。

    镇长谢昌华恭恭敬敬地把用麻绳固定稳当的斗方套上尚爷脖子，那是几代人盛装过麦子玉米、面粉小米的斗方。从前庄户人家人人熟悉的斗方现在没几家有了，但却是这古老仪式必有的神圣物件。斗方的底部埋着火药，上面薄薄覆盖一层草木灰，一炷高香插在斗方正中间。祈雨从高香点燃一刻正式开始，祈雨过程最长不过这一根香燃尽的时间，如果高香燃至根部，还没有下雨，燃烧的香可能会导致斗方底部的火焰燃烧，那年迈的尚爷就有可能用老身祭祀苍天。

    祈雨人群的心思是复杂难言的，每一个人，哪怕对世事混沌一片的孩子也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体验，所有人的心思凝聚一点，那就是祈愿雨滴早点落下，哪怕只有三五点，也成。

    唢呐声有撕裂人心的紧张，只有尚爷，在队伍中走得缓慢稳静，仿佛他86岁的生命凝固为这一刻的庄重。

    尚爷鳏居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天爷不叫，死不了。干旱祈雨的动议由尚爷提出，祈雨的念头在他心中翻涌，压下去，又冒上来。

    这些天，尚爷总回忆起他小时候看爷爷作为镇上最年长的人，带头祈雨的场景。有生之年，他也要扮演一回这样的角色，如果天不成全，他就用一把老骨头教给后代知道，身体和生养之地的关系。

    老迈的尚爷动作迟缓稳静，所有能扭头看尚爷的人都扭头看他胸前的高香，燃到啥位量了。

    过半了。

    剩三分之一了。

    担忧的气氛在空气里，但人群依然保持稳静，似乎被尚爷的精气神鼓撑着。

    紧张忧虑中，但见天空哗啦一声，午后一直闷着，像蒙着一层灰布的天空哗啦一声撕开，像是被风推送着，一朵轮廓鲜明的云团奔涌过来，浮在这群黑黢黢的，被某种秩序制约着的人的头顶，闪耀着银亮光芒的雨，刷地落下来，尚爷怀抱的高香闪了一股蓝烟，被雨点顷刻打灭。人群爆发出一声类似号叫的嘹亮声音。人群欢呼起来，锣鼓唢呐把能发出的高音在一瞬爆发，纸扎的龙在雨的密箭中乘空飞舞，就要飞升上天了。

    老人孩子以及壮年人都不躲避雨点，都在雨地发出情感一致却带着自个儿个性的欢庆声。

    三分钟的雨水。整整三分钟。阿斗站在雨珠下，仿佛圣徒被圣水沐浴，他想哭，想喊，想要号叫，想要冲进田野的深处。阿斗呜呜咽咽，一遍又一遍地念叨，你应该回来，你三年都不回老家是不应该的，你该回来看看，回来看看。

（摘自《文艺报》）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姓娃！”她把灯点着了。里面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淋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砰！”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有删改）

房子是囚人的

贾平凹

    人活在世上需要房子，人死了也需要房子，乡下的要做棺、拱墓，城里的有骨灰盒。其实，人是从泥土里来的，最后又化为泥土，任何形式的房子，生前死后，装什么呢?

    有一个字，囚，是人被四周围住了。房子是囚人的，人寻房子，自己把自己囚起来，这有点投案自首。

    过去的地主富农，买房买地，现在一般的农民省吃俭用，第一个建设就是盖房，活着没有盖所房子，好像一个总统没有治理好国家一样，很丢人的。时下的房地产很热，大款们也是广置房产，都要囚，囚了自己，还要给子子孙孙都有囚的地方。

    人为什么都要自个儿寻囚呢?没有个房子，哪里都是你的，哪里又岂能是你的?雁过长空无痕，春梦醒来没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属于你，就是这房子里的空间归你。砰地推开，砰地关上，可以在里边四脚拉叉地躺着抽烟，可以伏在沙发上喘息；沏一壶荼品品清寂，没有书记和警察，叱斥老婆和孩子。

    和尚没有家，也还有个庙。

    人就是有这么个坏毛病，自由的时候想着囚，囚了又想到自由。现在的官们款们房子有几幢数套，一套里有多厨多厕，却向往没墙没顶的大自然，十天半月就去山地野外游览，穿宽鞋，过草地，吃大锅，放响屁，放浪一下形骸。没房于的，走到公共厕所都在暗暗设计：这房子若归我了，床放哪儿好，灶安在哪儿好。人都被上帝分配在地球上，地球又有引力，否则，在某个早晨，人都会突然飞掉。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房子的，是一室的或者两室三室的——人什么都不怕，人是怕人，所以用房子隔开，家是一人或数人被房子囚起来。一个村寨有村寨墙，一个城有城墙。人生的日子整齐分割为四季一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每人每家的居住就如同将一把草药塞进药铺药柜的一个格屉一个格屉里，有门牌号码，以数字固定了——《易经》就是这么研究人的，产生了定数之说。人逃不出为自己规定的数字的。

    有了房子，如鸟停在了枝头，即使四处漂泊，即使心还去流浪，那口锅有地方，床有地方，心里吃了秤锤般的实在。因此不论是乡下还是闹市，没有人走错过家门，最要看重的是他家的钥匙。有家就有了私产和私心，以前有些农民出门在外，要拉屎都要憋着跑回去，拉在他家的茅坑里，憋不住的，拉下来也用石头溅飞，不能让别人捡拾去。而工厂的工人，也有人有了每天要带些厂里的小零碎回家的瘾，如钳子呀，铁丝呀，钉子呀，实在想不出拿什么了，吃过饭的饭盒里也要装些水泥灰。房间里，随心所欲地布置了，在外做什么职业，在内就表现什么风格，或者在外得不到的，在内就要补上。官人们的坐椅大，躺椅长，桌上有两副眼镜，看报纸一副，看人一副，墙上要有大的地图，书架里有领袖的装帧豪华的文集。款人们的房间里英文字母最多，以钱币叠成的菠萝挂在墙上，有一个壁橱是供了财神的，通有电光，遥感能发“财源茂盛”之声。想做艺术家的布置出了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氛围，有完整的盘羊头骨，有偌大的插画轴瓷缸，书不上架堆在桌上，纸烟拆开用烟斗来吸。那些自己做苦工偏要培养儿女做音乐家的，钢琴摆在窗下。病恹恹的，常年卧床的，挂龙泉剑在床头。而实在的人，过平常日子，家具是逐步添办的，色调不一，米袋子同浴盆、凉鞋、舍不得丢的吃过饼干的盒子塞在床下，醋瓶子、蒜瓣和《新华字典》共放于缝纫机面板上，墙上是全家照片镜框和孩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们今天把桌子移靠窗，明天床又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常变要出新，再折腾还是拥挤。

    书上写着的是：家是避风港，家是安乐窝。有房子当然不能算家，有妻子儿女却没有房，也不算有家。家是在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囚住的一根桩。有趣的是，越是贪恋，越是经营，心灵的空间越小，其对社会的逃避性越大。家真是船能避风吗？有窝就有安与乐吗？人生是烦恼的人生，没做官的有想做、做不上的烦恼，做了官有不想做、不做不行的烦恼。有牙往往没有锅盔(一种硬饼)，有了锅盔又往往没了牙齿。所以，房间如何布置，家庭如何经营都不重要，睡草铺如果能起鼾声，绝对比睡在席梦思沙发床上辗转不眠为好。生命的快活并不在于穷与富、贵与贱。

    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佛像了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

(摘自贾平凹《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轮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