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以后多少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多少年，才有人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黄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浮丘公、容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米的光明顶之旁的炼丹峰上，飞升了。

    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阻不住他。他是李白。他逸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米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李白在想像中看见，浮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遗形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

    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翰，“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也是一种享乐。

    可是这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极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能登上莲花峰顶。汪瓘以“从者七人，二僧与俱”，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斤，剪伐丛莽，一仆鸣金继之，二三人肩糗执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翘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之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810米，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了上去的，没有一个。

    登天都，有记载的，仅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夜和徐霞客。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水乡戏台

祝勇

    假若绍兴的一切都将在记忆中隐去，我相信最后余下的，定然是一座戏台。

    绍兴旧府八县，可以说村村有戏台，几乎每隔一二里，甚至半华里，就有一座戏台，组成一张戏台的网络。当年的乡土绍兴，弹唱声密集，无论何时，总会有一座戏台在演戏。当大地陷入沉寂，悠扬婉转的唱腔却此起彼伏。所有的戏台同时开演，定如无数朵焰火同时在黑夜里绽放，成为一场无比盛大的感官盛宴。这里把戏台称为“万年台”。那些古老的戏台，依旧是现实的一部分，戏台上的角色，依旧眉目清晰。

    那些临河而建的水上戏台，它们将自然之美与人的智慧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如春天骤雨后的茶园，有着贴心贴肺的清雅。烟波浩渺的近水远山，那一座戏台就成了近景，在视线里聚焦。它们是真实中的幻景，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它们有的正面立于水中，仅有一面傍岸，以减轻水流的冲击，也有的跨河而立，完全凌驾在河面上——四根柱子架在河的两岸，柱子间铺上台板供演戏，观众看不见台板，感觉上面人影摇荡，演绎出无限的风流，更像是一场轻梦。鉴湖上有座钟宴庙戏台，至今留存。这座戏台的台基均在水中，仅有左方的古柱靠近岸边。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伸展的挑角，如一只蝴蝶，在风中张大了翅膀，让人相信它的轻盈，永远不会在水面上沉没。无论水上，还是岸边，人们都可以同时欣赏同一出戏。

    乌篷船，天下闻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打鱼人的家。因此，对于行舟者来说，客栈通常是多余的，但他们需要戏台。唯有那些轻灵俊秀的水上戏台，能够成为它们真正的停泊之地。所有的河道，都将通向戏台。这意味着在绍兴的“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陌生人，因为所有的陌生人，都注定在戏台前聚合，所有人的情感，也都将在戏台前交叉。在弯曲的河道上，戏台有节奏地错落着，与水上生活的节奏相呼应，在行舟者的前方出没，安放在每一个需要它的夜晚。

    在鲁迅所有回忆绍兴的文章中，故乡常成为中国乡土愚昧落后的负面象征，显现出阴冷、灰暗的质感，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无法穿透，唯有戏台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在风雨如磐的故园，戏台上的灯光，几乎成为他少年记忆里最宝贵的光源，照亮了他的记忆，也照亮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少年记忆。透过鲁迅的目光，无数中国人看见了那座戏台……曲终人散，每个人都转身走进自己的戏。戏台上的风流俊雅，无限缠绵，收束进岸上的楼窗，河中的船影。狭长的石板路、层出不穷的石桥、悠悠荡荡的乌篷船，他们的戏台无处不在。只不过没有人把他们的戏文写下来，我们无从得知而已。戏台上的忠奸争斗、征战杀伐，也慢慢融入了观看者的血脉，变成遗传基因。戏台上下，不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更构成一种轮回关系，戏台与看客，戏文与生活，翻覆颠倒。观众和角色可以互换，戏台下的观众一扭身，就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戏台，变成角色，呐喊或者语丝，都是他们的唱词。

    这座城就是一座戏台、一个巨大的发声体，风吹过、雨打过、脚步走过，都会发出奇妙的声响。它收纳了自然的笙箫和历史的烟云，既性感，又立体。作为北方人，我听不懂绍兴话，更无法听懂戏文，但我依旧觉得自己能够“懂”。我想象着越王勾践用古老的绍兴话发出的复仇誓言；想象着西施、范蠡在绍兴话里谈情说爱；“五四”时代的文学热涌中，假如没有了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黄酒般浓郁的绍兴口音，也会变得索然。因为那戏台，就是一部老式录音机，漫长的河道，就是咿咿呀呀反复播放的旧磁带，它们“合作”，呈现出有声音的历史。有了这些声音，书本上出现过的人物就不再遥远，我们会相信自己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

（选自2014年2月3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五月的北平（节选）

张恨水

    ①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还有在屋里度过寒冬被搬出来的花。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了人家极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会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②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地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的，有些像藤萝，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③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与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入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④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让人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棵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荫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一一把它们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⑤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什刹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粮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暇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有改动）

岸边

朱以撒

    春潮带雨，暮色渐渐压了下来，这条从夹峙的两山间穿出的江流，越发显得急了起来。

    我坐在高高的岸上，闲看流水浮动着泡沫，捱搡着枯木朽株向前。没有航标的江流，它一以贯之的流动只是惯性的作用，或直前，或转弯，就看两岸的笔直或者弯曲。我不太愿意乘船外出，缘于不愿投身于激流的颠簸之中，在岸边的时光静止着，以不变观万变。

    自然之岸成形的巧妙非人工可比。常常是两边高耸的巨石相接，断岸千尺，江流无法逾越，这使许多巨石成为规划江流走向的标志。这些巨石是上苍安放停当的，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听说的变与不变，就是从某一种物来证实的。岸正是不变之物。如同易变的一样，我看到了岸边的树林，那是一片杂树林，种类繁多，长相迥异。挺拔者接收了大量的阳光云霓，横撑者占据了大量的湿气，而更多的则是斜的、歪的，暮色中更暴露了随意和无人管束的野性。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已经不用这类杂树绿化了，树的品种明显得到了改良，种在两边街道，更不至东歪西倒。每过一段，有园林工人持电动剪刀前来，修剪伸出的枝桠。远远看去，是无数把一律朝天的乒乓球拍。这和岸边野生的形态，是一种极不相称的悖反生长规律。树的种植，原本就是为这个平庸无奇的城市增添天然之趣的，生机被不断地压抑着，如果观者在深夜被惊醒，一定心存惋惜——这些横生出来的原始生态，传递着自然气息的前锋，被刀斧手们扼杀了。

    分辨两种事物或现象的差别，简易的办法，那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动的岸与永动的江流，启迪了人最原始的认识——动与静、行与止、存在与流逝。千百年间有过许多不动的东西，岸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这种无从飘流的物质，嵌在一个位置上，几乎就是永生。消耗极少，变化无多。可靠，就是由这种不动而生发出信赖。岸边坐定，坐享入眼的动荡之美而不须耗费自己的能量，即便多年之后，在许多江流由盛而竭，再也寻不到当年的簇拥之势，我们要寻找屹立不移之岸，还是轻而易举。

    暮色苍茫的岸上，可以眺望到遥远星星点点的灯火，只是耳边一片静寂。没有被人开发成景点的岸是寂寥清冷的。幽暗使岸变得绵长而朦胧，只有下面的江流在泛动着寒光，即将穿过灯红酒绿的都市。不可移易的岸，有点像一个世代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家族，最终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就是无声。爱品头论足的倒是那些外来者，夸张地比划着一些皮相的感受，好像他们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原委了。那些知根知底的人躲着记者的镜头：“不讲不讲。”再说讲了也没用。这和岸的冷峻有相通之处。我们喜欢用长江大河来比喻某一种行进中的气势，同时包含这种气势下发出的咄咄逼人的煽动声响。人间有什么像江流这样，由涓滴而积聚，脱离岸的规划，变得动荡不安不可收拾呢？那就是记忆中各种典型的飞流激荡。潮水浸湿了每一个边角，触目的都是冲刷留下的伤痕。我们形容“泛滥”，说明已经无法捉控了。人被冲撞着，失去了站稳的根底，许多人性的本质也在这些潮水中翻开着，让人吃惊地看到绝然相反的部分。失去了秩序的日子除了让人不习惯之外，也打破了那些平民只想规矩木讷过好日子的美梦。当变动幅度远远超出他们具有的生活经验，于是茫然无措，甚至恐慌起来。我不喜欢“席卷”这个词，席卷意味着残酷的深度——没有谁可以幸免。许多良好的初衷，并没有因展开获得良好的结局，我的判断就是——在汹涌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变质的成分恣肆地膨胀起来了。

    许多的岸继续它的沉默和稳固，让许多的飘零过眼，成为虚无。与之相反的是越来越多带着探险气味的举动刺激着我们的心灵。对此，我只是旁观，绝无仿效之意。从不动的长城上飞车的好手、从不动的雪山攀援的学生，有的就一去不回头了。没想到有人还在赞赏着这种精神，不痛惜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开裂。许多静止中观察的迹象表明，流动的确能引起关注和喝采，可是千万谨慎，生命宛如一件易碎的陶器，持抱不紧，比生命刚硬的东西四处皆是。

    我倾向的是，如岸一般静止不动中，它的美感更易持守久远。

（《岸边》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七载云烟(节选)

汪曾祺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到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长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肉末，音窜，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上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 ， 黑色 ， 形状略似金龟子 ， 老鲁说这叫豆壳虫 ， 是可以吃的 ， 好吃！他捉了一些 ， 撕去硬翅 ， 在锅里干爆了 ， 撒了一点花椒盐 ， 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 ， 我们也爆了一盘 ， 闭着眼睛尝了尝 ， 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 ， 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 ， 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 ， 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