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六盘

张承志

    ①离开沙沟和西吉滩，在大雪纷扬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片斑驳错落的村寨，来到了单家集。一罐茶只喝了一口，我们便又穿过杨茂、姚杜，急急地前进了。干燥的雪在脚下“喳喳”作响，问答间已经能辨出方言的差异。西吉一别，即是隆德。我们踏着硬硬的薄雪，背上行装迈开大步，搭上手扶拖拉机越过隆德。我们的心在六盘。

    ②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当一切都已远逝，当新的世界像江河浪涛一样卷持着自己浮沉而下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回忆起一个遥远的印象。随着成年，随着见识和缺憾的积累，人们会开始懂得这印象的可贵。因为它只这么闪烁一瞬，然后就消失，就熄灭，就永远失而不得了。它在消失和熄灭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份青春和历史，当你知道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到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你的生命又衰老了一分。

    ③我感谢六盘山，因为在我顺着它腰肢的崎岖小道向上攀登时，它为我唤醒了一个已经沉睡了的印象。那是一个十八岁的我，背负着六十斤重的行囊，在岷山山地的一座高山上行走的印象。六盘山雪路泞滑，路边灌木枝条上凝成银白的雪柱，山岩状如冰雪雕塑，白雪为悲壮的贫瘠山体披上了外衣，山间弥漫着沉甸甸的浓雾。眼前的景象，还有那急促的喘息和背上的汗水、双腿的沉重，都强烈地向我的肉体和心灵唤起着那个印象。那一天，我和一个背着一篓煤炭的农民并肩走在大雪覆盖的岷山道上，那农民被压弯的背和煤灰染黑的脸上流淌的道道汗水，还有那双在黑污中朝我闪着善良憨实的目光的眼睛，曾经给年轻的我带来过撞击般的感触。从那以后近二十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说：近二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岷山道，雪封的远山近村，脚上的冻伤和背上的重负，连同那个脸膛黑污、眼睛和善的驮炭人，都被忙碌的生涯淘去了，淡忘了。我只是朦胧中觉得自己心里似乎还存留着什么，它常常使我在奔波中稍稍定神的一瞬感到惶惑。

    ④所以我感谢六盘山。哪怕是短暂的接触也好，哪怕我还远远不能洞知和理解；尽管我仍然只能再去投身于我的奔波世界，尽管我深知当我们在顶峰欢呼雀跃之后，朝下山道上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是对这座山峰的永诀——我仍然感谢六盘山。它在我成年的心里唤醒的那个印象已经再也不会沉睡了。当我望着在雪幕后雄伟的、缓缓升起的、那颜色灰蒙的静默大山，望着它身上鳞甲般的丛丛树木，望着它襟裾下茫茫无际的大地上不可思议的梯田村庄的地图时，我久久地想着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经历的一切。从岷山道上那背炭的农民开始，一直到沙沟乡面容坚忍的哲合忍耶回民，许许多多的熟识面影，仿佛在向我启示着什么。

    ⑤来到和尚铺，回首望六盘，顶峰和山口已经被山峦遮住了。想起昨天夜宿的杨河乡，只觉得天关难越。眼前路分三岔，固原城已经举步可接。我知道，此别六盘山就是告别西海固；前面虽路程尚远，但我这次严冬远行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⑥巍巍六盘山还在冬雪中无言地默立着，荒瘠的岭脉沿着路左一字排开。我没有多少惊喜或可数的收获，但我的心中是一片踏实的宁静。

    ⑦再见，我质朴、刚强的六盘山！

(选自《风土与山河》，有删改)

虹关何处落徽墨

石红许

    在冬天，在春天……为了寻找一截久违的徽墨，我孑然一人蹀躞在虹关^（注）墨染了一样的旧弄堂里，闯进一栋又一栋装满了故事的深宅老院。我安慰自己，哪怕是能遇见寸许徽墨，也心满意足。行走在虹关，我一次又一次向墨的深处挺进，去追寻墨的风月身影。

    婺源一文友善意地提醒我，虹关徽墨以及制作徽墨的人很难找了，你这样没有目的地寻找，不啻于白费心神徒劳无功。我不甘心，相信在虹关的后人中一定还有人掌握了徽墨制作技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关于徽墨的记忆。

    欣慰的是，季节扯起的丹青屏风里，总有一棵需十余个大人合抱的千年古樟，华盖如伞，累了，就在树下坐一坐，仰望绵廷浙岭，聆听“吴楚分源”的回声。穿村而过的浙源水、徽饶古道在炊烟袅袅里把日常琐碎的生活串成一幅恬谧幽静的水墨画，人在画中，画在人中，昔日贩夫走卒、野老道者的身影渐行渐远在徽墨涂抹的山水间，一丝淡淡的忧伤悄然在心里泛浮，随着雨滴从瓦片上、树叶间滚落下来，把人带进梦里故园。

    一堵堵布满青苔的墙壁上还隐约留存着经年的墨迹，那是徽墨的遗韵吗？石板路上，不时与村人擦肩而过；老宅门内，不时与老人目光相撞。在虹关，我拾掇了一串烙上徽墨温度的词语：质朴、慈祥、安然，小桥、流水、人家……虹关，允许我拾取半截残墨，记下一串与徽墨有关联的大街小巷地名。

    虹关伫立，徽墨式微。近百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书写工具，使得人们迅速地移情别恋，墨与砚台的耳鬓厮磨，也早也被墨汁横插一杠，固态磨便黯然失色，近年来渐渐被人遗忘。到后来，实现了从纸张到数字化的华丽转身，书写也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了，墨块更是被束之高阁，制墨传习几乎无人问津。

墨，松烟的精灵，千百年来忠实地在纸上履行职责，一撇一捺站立成墨黑的姿勢，氤氲香气里传承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徽墨，制作滥觞于南唐，兴盛于明清，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之美誉。有权威人士言之凿凿指陈，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数十块虹关徽墨。徽墨无声，虹关有幸，虹关人因此而自豪。水口、民居，显然还有徽墨等，不负众望，终于为虹关换来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金字招牌。

    虹关徽墨，不小心逝失在古村落、古驿道边，等待人们去擦亮这张泛着黑色光泽的名片——“徽墨名村”。在一栋民居内，我兴奋地发现，有人在挖掘、研发传统徽墨工艺，遗憾不见墨工，不知那一双手是怎样捣鼓着黑色的诗篇。不大的台面上摆放了刀、小锤、木槽、墨模等工具，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物品，想必都是与徽墨有关的器皿、墨料。壁板上挂有制墨工序图《一块墨的前世今生》：点烟、和料、烘蒸、杵捣、揉搓、入模、晾墨、描金。从采取数种原料到试磨鉴定墨质，一锭墨才得以面世，具体制作起来，其工序之繁复岂是图解所能说得清楚的，想想真不容易。一锭墨，千杵万揉，浓缩的精华，浓缩的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不经意间，我瞥见阁楼上稳站着一个白髯飘飘、仙风道骨的先生，便主动打招呼，他问询了我的来意，邀请上楼喝茶座谈，我，一个找寻徽墨的陌生人，沿着屋内与厢房连成一体的木质楼梯，漫步走上阁楼，轻轻地踏在楼板上，咿呀作响，我生怕踩醒了乾隆年间经营徽墨的原始账本，生怕踩碎了岁月的痕迹，更生怕踩破了一截遗落的留着明代指纹的徽墨。

    先生姓叶，一个隐者、居士、制笔者，放弃大城市的舒适，只身走进虹关，设立工作室，执刀执笔，刻刻写写画画。兴致来了，叶老师挥毫泼墨，正是徽墨磨出的浆液、芳香、光泽，正是新的徽墨传人制作出的徽墨。磨墨时，细润无声，我却听到了墨与砚台的喁喁细语。触摸着徽墨的韵律，我看到了，看到了徽磨沿着纸的纹理在翩翩起舞，“入纸不晕、书写流利，浓黑光洁”。真想只做一个书者。舀一瓢清清的湖水，每日轻柔磨墨，从容铺纸，蘸墨挥洒，过上一段墨落纸上荡云烟的幽静生活。

    家里书桌内一角散落着几块早年留下的普通用墨，七公分长，其侧分别有描金楷书“金不换”“凝香”字样，背面还有莲荷、白鹤等图纹，虽谈不上金贵，但仍散发着幽幽暗香，还有儿时习书的悠悠往事。回想小时候上学时，练毛笔字要买描红本、砚台，还有长条形的墨块。磨墨时总是弄得满手漆黑，便到校外小水塘边去洗干净，再继续练字。与墨的亲密接触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那几年，以后偶尔再接触毛笔，已经是蘸着液态的墨汁了。我想，那时研磨的墨一定是虹关的徽墨吧。这样一想便感到一丝慰藉，回头再看黄灿灿油莱花簇拥的虹关，一身原生态的粉墙黛瓦着装，仿佛特别的亲切，烟雨蒙蒙中弥漫着老家的气息，一股乡愁莫名袭来。

    在虹关寻墨，我不为藏墨之好，只是警醒自己要时刻保持一颗对文化敬畏的心。在寻找徽墨中，我领略到徽墨走过的千年历程，也感受到浓淡相宜的虹关凸显出的古村文化。这是墨润心灵的过程，这是沉醉馨香的过程，这也是国学照濯的过程。虹关，坐落在和风细両敲开的绿茵茵帷幔里，是徽墨润开的一首唐诗，深入其中似穿越在一阕宋词里，时光铺陈，岁月静好。

    蓦然间，发现村口一小店屋檐下旗幡招展——“有徽墨出售”，我加快脚步走去，带一截虹关徽墨，去描绘心中的故乡。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注］虹关，即虹关村，古徽州村落，是“徽墨”产地之一，位于今江西省婺源县。

窗

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r）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eriele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e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窠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座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他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

    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有删节）

那一天是哪一天

杨晓东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能准确地记起，只记得入冬后一个静谧的晚上，油灯上的灯花瘦了又长，长满了又瘦；火妒里的火苗一闪一闪，温暖舒适。我趴在简易的饭桌上，歪歪扭扭地在本子上写下当天学的生字。母亲衲着鞋底，油灯在偏我的方向放着。突然，她停下了手中的针线，轻声地问我：“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刚随手在语文课本上写下一个“黄”字，母亲就连忙说：“怎么在课本上乱画，找个用过的本子，在背面写。”于是，我找了个用过的数学本，在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黄定秀”三个字。母亲眼盯着三个字，慢慢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拿起铅笔，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模仿着。母亲拿笔的姿势真不如拿针线的娴熟，但母亲极为认真，写了很久。这恐怕是母亲一生能写的三个字。母亲识字三个，却用一生写下了无尽的文字。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还是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阴雨连绵的初夏，子规声声，烟雨满川。放在房檐下的木盆，一会儿就接满了屋檐水。在吃水靠挑的当时，接雨水洗衣服是每个家庭主妇首先想到的，母亲也不例外。木盆里泡着的是我的黄帆布书包，时不时散发出一股腥味。母亲边洗边说，这是哪条野狗跑到门上来了？因为雨淋在狗身上，常常散发出一种腥腥的味道。我便默不作声。直到晚上，我才给母亲说了实情：我上学时偷偷拿了家里一个鸡蛋，准备卖给学校附近的商店，换取两毛钱，去买包“月亮牌”方便面。我把鸡蛋装在书包里，没到学校，鸡蛋被压破了，书本连同书包都沾满了蛋液。母亲说：“我早就知道了，故意说是野狗子串来的腥味，妈是怕让你爸知道，你少不了一顿打。你以后千万不要自己悄悄拿东西，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是最不好的习惯。”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仍然无法记起，只记得早饭后雪花漫天飞舞，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深冬风厉，家家户户都掩门闲户，围坐在柴火炉边拉着家常。我和弟弟在雪地里开始忙乎着堆雪人。刚刚堆起雪人的身子，弟弟喊我：“哥，哥，有讨米叫花子。”我顺着声音望去，门前走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头发乱蓬蓬的，驼着背，身上背着一个大破背包，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用一根大拇指粗的布条捆着；两只不一样的解放鞋，用稻草绳缠了两圈，走路有点瘸；嘴巴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这时，母亲出来了，问他是哪里人，他就咿呀咿呀的，原来他是个哑巴。母亲对我们说：“他肯定又冷又饿，快让他到屋里火炉边，给他热碗米饭。”他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母亲给他找了一双父亲的旧棉鞋。他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眼含热泪，不住地点头。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真的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是一个燥热的初秋，知了还在聒噪地喊叫。母亲被几个亲戚送了回来，走进屋，我连忙上去搀着母亲。母亲脸上毫无血色，一张灰土泛着蜡黄的脸瘦小无比，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双腿浮肿，走起路来显得僵硬和吃力；语言也显得迟钝，很想说但是又好似骨鲠在喉。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和我们亲戚一块儿去河北武安的煤矿上，给工地做饭。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早已有了问题，短短的十几天就病倒了。送回来的那一刻，妹妹和弟弟边烧水边小声哭泣。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潸然落泪。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农历2000年7月29日。母亲突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天就是这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妹妹和弟弟再也没有妈妈了。

（选自《散文百家·下旬刊》2017年第1期）

三松堂断忆

宗璞

    ①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②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③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冶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④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⑤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⑥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⑦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⑧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癣，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⑨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⑩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⑪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⑫时间会抚慰一切。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⑬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⑭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本文有删改）

像山河一样打开自己

原因

①一边是绵延不绝的高黎贡山，一边是壁立千仞的碧罗雪山。谷底的那片碧绿，是从青藏高原汇聚千溪万泉而来的江水。江水时急时缓，遇到乱石嶙峋，就白沫喷涌，浪花飞溅。水声或如悄声细语，或如雷声阵阵。

这就是怒江。它沿岸的一条公路如游丝般蜿蜒，我们乘坐的大巴，像甲壳虫似的在公路上缓缓移动。一路向前。紫红的三角梅拥挤在山脚，亮白的陈年积雪闪烁在山巅。一个又一个村寨攀上山腰，悬挂于峭壁和陡坡之间，那一座座堔木房，就像长在千年古树干上的苔藓，湿漉漉地延展。时隐时现的袅袅炊烟、鸡鸣犬吠，微茫又邈远。著名的东方大峡谷，用平均 2000米的深度、300 多公里的长度提醒人们：在怒江大峡谷面前，每位游客仿佛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似乎心有不甘，也想证明点什么，我将脑袋伸出车窗，使劲睁大双眼，却怎么也无法在一望之中把这宏大瑰奇的景象尽收眼底。

忽然，从邻座传来了音乐声，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有点吃惊，既因为游客中竟然有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也因为那不同凡俗的浑厚乐声和细腻的音质。“是用手机播放的吗？”我用手指捅了捅那位倚靠在椅背上闭目聆听的同行者。他立起身，把身侧一个用三层板拼合起来的木匣亮了出来。那是他自制的一个播放机，插上存有上千首乐曲的U盘，就能随意选播自己想听的乐曲。

“英雄！这些山、这些水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支交响乐简直就像是为它们谱写的。对这支曾被一些音乐评论家认为艰涩难懂的乐曲，他竟然这样解读。

这位游客来自北京，在这一带当过“知青”，回城后成了一名教师。老伴去世后，他没有在高楼独守孤影，而是迈开脚步四处旅游，除了带着自制的播放机，还带着一台数码相机。“昨天刚从拉萨坐飞机到昆明，在候机大厅的凳椅上，我脚搭在行李箱上睡了一夜，今天就乘车直奔怒江来了。”快七十岁的他，精神矍铄。

“当年我只是觉得山里生活艰苦，却没有发现这里的景色这么撩人。”他笑了笑，接着对我说：“在城市的熙熙攘攘里，我常常感到寂寞，而进入山水的怀抱，我就像回到了那个曾经完整的家，心安！”也许，曾和自己的青春融为一体的地方就是故土家园吧，这位老人是寻找他的青春来了。

②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当雄浑的山河打开自己的胸膛，成千上万种美就在人们眼前次第呈现。

怒江第一湾，像一块马蹄形的翡翠，安稳地置放在群山之间。和长江第一湾的猛然掉头、雄奇有力不同，这个弯转得那么优雅，就像华尔兹舞中旋动的长裙一角；又转得那么不动声色，甚至没有激起半朵浪花。我们这些游客，站在山坡的围栏外，看着深谷里仿佛陷入沉思的碧水。

导游姓李，50多岁模样，当她开朗地大笑的时候，眼角和额头的皱纹都在爬动。她向大家介绍：其实，这条江到了雨季才会发怒，才名副其实。这个季节，更适合它的名字应该是——碧江。显然，她对这片山水非常了解。

戴在群峰头上的皇冠山高贵华美。当一抹阳光落在上面，它就像刚从黄金的汁液里捞出来一样，润润的，闪着金黄的光。为了拍一张把“皇冠”戴在头上的照片，游客们四处寻找合适的位置和角度，李导微笑着走过来，一一指导并帮忙。当相机屏幕上显示出一位手持小木匣（自制音乐播放机）的“老皇子”时，她轻拍手掌，发出爽朗的笑声，那位北京老人也咧开嘴笑了。

童心在大自然面前复活了，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可爱和天真。

大巴车继续向着山河敞开的方向前行，李导趁着空闲向大家讲述起自己的身世。李导的家乡在云南省怒江州北部的独龙江乡。早年，那里不通公路，物资匮乏。当地政府曾组建马帮，运送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物资，救助群众。她就是其中的一个赶马人，也曾做过国营马帮的女马锅头^①。

泥石流、桥梁损毁、雪崩、大雪封山……甚至自己的丈夫也遇难于赶马途中，十多年里，她流汗流血，历经艰险，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苦痛，也一次次见证了乡亲们在山间铃响马帮来时的喜极而泣。

值得庆幸的是，一条条公路终于打开了闭锁的山区，她的家乡和外界的联系变得便捷。前些年，为提高云南茶叶的知名度，云南组织了一次马帮驮茶进京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她留下了自己马锅头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

那一路，马帮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催生出不少轰动一方的趣闻，同时马帮也看到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辆、霓虹闪耀的商场和穿着入时的男女……③在宽阔的大街上，在汹涌的人流中，马帮不再像行走于山间古道时那样自然：蹄声犹犹豫豫，马儿的脖铃声错落纷乱。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要停？前面的岔道如何选择？这些都变得难以确定。

如果说，大山曾经遮挡过她的目光，那么，这次马帮驮茶进京的活动，则在她面前打开了一幅全新的生活画卷，引发了她的思索。

时代也许不再需要传统的马帮了，她清醒地认识到。她决定从熟稔的生涯中拔脚而出，开启生命的另一扇门——成了一名高山导游。在为四方游客的服务中，她感受到了充实与快乐。

到达观景台时，李导招呼大家下车。当我眺望山谷对面被云雾笼罩住的山坡以及山上的村寨时，迷离朦胧的烟火人家好像也被一种神秘感笼罩住了。

“能不能把那里称为人神共居的地方？”李导大声问所有人。

那位北京老人回答说“那是一个天上的村寨。”想来《天上的街市》中，“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应该不难遇见吧。

李导带领着大家，向如画河山的更深更远处走去。这时，我却很清楚地看见，她的手自然前伸，挽住了北京老人的胳膊………

（有删改）

【注】①马锅头：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