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张晓风（台湾）

    ①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隐痛。为什么痛呢？因为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

    ②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老师叫：“XXX！”“在！”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③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④人们心目中的神明，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其“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感到另一种可贵 ， 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

    ⑤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

    ⑥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曲》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渺渺烟波里，只因错肩而过，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而地球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又实在太大，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问一问昔日所生、他年所葬的故里，那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的啊！

    ⑦我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⑧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为了纪念屈原，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渔民朋友吃饭，那些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自觉有一份卑抑的渔人，一喝了酒，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台北人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⑨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

    ⑩《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噤而不答。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⑾“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⑿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

    ⒀“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汩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郑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间大夫坐在了汩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

    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扰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间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用一个诗人的限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二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擂米的私质，擂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到“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私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档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间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疡》和汩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篙、挂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汩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间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来源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汩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老猫

    季羡林

    ①老猫虎子蜷曲在玻璃窗外窗台上的一个角落里，缩着脖子，眯着眼睛，一副寂寞、凄清、孤独、无助的神情。

    ②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同它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

    ③十四年前，我养的第一只猫，就是这个虎子。它刚到我家来的时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狭窄的室内窗台上，可活动的空间好像还很大。它并没有什么特点，仅只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皮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但是异于常猫的地方也有，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两眼一睁，还真虎虎有虎气，因此起名叫虎子。

    ④有一天傍晚，我看老猫神情很不妙，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唤它，它不肯进屋。我把它抱到篱笆以内，窗台下面。我端来两只碗，一只盛吃的，一只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脑袋，它偎依着我，“喵呜”叫了两声，便闭上了眼睛。我放心地进屋睡觉了。第二天凌晨，我一睁眼，就拿着手电三步并作一步，到外面去看。哎呀！不好！两碗全在，但猫影顿杳。我心里非常难过，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手持手电找遍了塘边，山上，树后，草丛，深沟，石缝。“屋前屋后搜几遍，几处茫茫皆不见。”它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永远永远地消失了。我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至今回想起来，我内心还颤抖不止。

    ⑤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时候，有一些通达世事的好心人告诉我，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了那个时候，它们决不待在主人家里，是为了避免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感到悲伤。它们总是逃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因此，养猫的人大都在家里看不见猫的尸体。

    ⑥我听了以后，若有所悟。现在看来，倒是猫临终时的所作所为，即使仅仅是出于本能吧，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人们难道就不应该向猫学习这一点经验吗？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过。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汉武，还有唐宗，千方百计，想求得长生不老，到头来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落得黄土一抔，“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辈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费苦心呢？一个人早死几个小时，或者晚死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实在是无所谓的小事，影响不了地球的转动，社会的前进。

    ⑦我忽然联想到我多次看过的敦煌壁画上的西方净土。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西方净土世界的人们对待将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那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他们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

    ⑧净土世界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人为万物之灵，净土世界里的人们为我们人类在同猫的对比之下真增了光！真不愧是净土！

(选自《中华散文名篇》，有删改)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不毁灭的背影

沈从文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①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敬可爱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做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的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仁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朴素、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的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订，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语）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开“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个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的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选自《不毁灭的背影》有删节）

【注】①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