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本义为市场，与“城”不同。早期的“市”多在野外或井边，故有“市井”之称。而我国的“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早只是政治性质的城堡，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居民生活的需要，城内便有“市”的设立。“城”的存在，为“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城的发达。“市”在我国“城”中出现，长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实行的是“坊市制”。

    在先秦文献中并无“坊”名，当时城市居民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为“里”。“里”原是农村的一种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时为了防止盗贼的攻击，采用这种四面筑院墙的封闭聚居形式。从先秦起，这种称“里”的组织形式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有时称作“闾里”或“闾”，秦汉仍因之。从晋代开始，城市居民住区正称仍为“里”，但有时又称作“坊”。《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所引《晋宫阙名》中，有“诸里”和“诸坊”的名称。到北魏时的洛阳，全城有二百二十“里”，也作二百二十“坊”。这“坊”字，即源于“防”的别体。从隋开始，“里”改称为“坊”。

    所谓“坊市制”，即城中之“市”集中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四面筑有围墙，并开有市门。如唐长安皇城前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每面各开二门，有道路相通，形成“井”字形相交。唐代的市场交易限定在市内进行，并限定交易时间。

    在“坊市制”下，一般居民出入坊里，必须经由里门，不许直接临街开门。如汉代规定只有“甲第”——统治阶级中显要人员的宅第，才能“当道直启”。唐代则明确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辕向街开门。”当时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落日，坊门随街鼓声而开闭。

    在市民居住的坊中，一般是不允许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的。但在“市”周围的坊里，往往由于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所以有例外。如东市南面的宣平坊中有卖油者，升平坊北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西市东面的延寿坊中有鬻金银珠玉者。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古典的坊市制逐渐被破坏，在一些城市内开始出现商贸活动，有的甚至破坏城墙而临街设店。到肃宗至德年间，人们纷纷穿破坊墙而临街设铺。这样，旧有的古典坊市制开始瓦解，新的“坊巷制”逐渐形成。

    约在宋仁宗末年，“坊巷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坊市制”，即“街巷”成为城市居民实际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坊”仅作为名称被保留下来，其本意已完全丧失。直到近代，城市中一些弄堂、胡同仍称“某某坊”。这是因为人们依然习惯以“坊”作为雅称，而一般市民则以“街”“巷”相称。

（摘编自杜瑜《由坊市到坊巷》）

    西方美学强调人性三元论，主要以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最为著名。柏拉图认为“灵魂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与此相似，弗洛伊德主张将人性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这表面看来属于三元论范畴的人性论，仍然是一种二元论。比如柏拉图所谓三元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协调的时候，灵魂便能主宰自己，秩序井然，个人的灵魂就是正义和健康的；如果理智、激情与欲望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这实际上肯定了作为人性的最终形态仍然是正义与非正义、健康与不健康。弗洛伊德的三元论同样如此。当自我能妥善协调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的时候，人性处于和谐的状态；当自我不能妥善处理和协调这一关系的时候，人性就可能处于分裂状态。处于分裂状态的自我主要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种是本我以绝对优势战胜超我乃至外界的时候，自我就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动物性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显露出恶的特质；但当本我主要受到超我的监督和制约时，自我就可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这种情况下的人性就可能是善的。这样一来，人性就可能是和谐或分裂的、善的或恶的两种形态。这实际上同样是一种二元论，所以西方美学最具影响力的人性论是二元论。

    这种三元论的定位使西方美学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崇尚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任何事物作为一种存在永远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和属性的存在，而是多种对立或并不对立因素和属性的有机统一体。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智慧美学在人性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以及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之心；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孟子、荀子虽然对人性的善与恶有不同认识，但有一点相同，这就是都肯定了人性一元论，并不认为人性善恶并举。另如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的性无善恶论，则对人性并不十分在意。在主张“齐物论”的道家美学看来，既然善恶平等不二，等齐划一，那意味着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可能超越善恶分别而等齐划一、平等不二，这也是一种主张对善恶不加分别的观点，同样具有人性一元论的特点。所以，中国智慧美学虽然对人性有多种阐释，但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强调人性的多元性甚或二元性，更不强调人性的分裂与冲突，而是在很大程上主张了人性一元论。

    综观前人论述，我们发现即使人性有善与不善论，这种差异也只是一种本性差异，是为后天修养和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强调本性中存在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所导致的人格结构矛盾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归之于人性一元论范畴。这才是中国智慧美学关于人性乃至人与自我关系的最精确阐述。

    中国智慧美学人性一元论的观点，并不是无视人性之善与恶矛盾对立的存在，只是并 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夸大这种矛盾对立，将矛盾对立作为人性的基本特质，而是主张这种善与恶的分别只是人们后天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原始本性的实质。

（摘编自郭昭第《中国智慧美学论要》，有删改）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相当于6万亿英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光在一年里所通过的距离——称为1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³³分之一（10³³ ， 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传统工艺及其器具产品历来是用与美的完美结合典范，凝结着人类自身的生活智慧，线条优雅、纹样工整、器形端庄、功能适度、取材天然。工艺本身的造物之美以及器具所折射出的文化传承肌理，历时久远却仍能让人闻其芳香，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这一鲜明的特性到了当下，却恰恰成了一把双刃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并且极大地制约了传统工艺的发展。

    传统工艺多采用一些纯天然的材质进行手工制作，不论是编扎工艺所用的竹、藤，还是雕刻工艺所用的玉石、原木，从产品个体而言都非常绿色环保，生产过程以及消费过程也很少产生污染。但从大的生态环境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角度着眼，不断地索取以及依赖天然材质，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极大破坏，同时也给传统工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一旦资源耗尽枯竭，传统工艺也就失去了其生存最基本的基础环境，发展与传承就捉襟见肘，工艺衰退也就不可避免。

    传统工艺素以制作精美细致著称，故而技艺较为繁琐堆砌，很多传世的传统工艺品有着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美，这是古人对日用器具的品质追求以及其审美特性的一种极大表现，也因此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目光。可是也不难发现，传统工艺背后所隐藏的精雕细琢的艺术追求固然令人赞叹与欣赏，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审美特性在现代生活中已经缺乏根基，因其与现代人追求简约的审美情趣与需求完全相悖，市场低迷在所难免。

    此外，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是口口相传的师徒制，技师与传人之间的面对面长时间授艺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完整性，但这种传承方式也相对脆弱，极易出现人才断层与流失，使得传统工艺的发展潜藏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没有大工业生产普及、也没有那么多外在从业诱惑的年代，经年累月的从业训练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工艺传人，但到了现代，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核算直接导致传统工艺后继乏人，面临“人在技在，人亡艺绝”的困境，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因此，传统工艺传承，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深入挖掘现代生活需求，通过要素整合创新提供更合理有用的产品，使传统工艺借由这些产品重新走进并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

（摘编自梁玲琳、朱麒宇《再论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中的要素整合创新》）

①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彼得·潘》变成《小飞侠》，……

②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③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是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这种 “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④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⑤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⑥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⑦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