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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粤教版高中语文高二必修5第一单元第3课向小康生活迈进的期待课时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时的城镇化:最早的“城里人”是什么人?

倪方六

    “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说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用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根据对《史记》等史料记载的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由夏禹主导的。他把全国划分为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前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立后,做生意已成为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轮城镇化高潮是在哪个时期?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因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都城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临淄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为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大小城镇81个,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镇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制度同样浇不灭古代农村人进城的热情,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流民”云集的情况。

    怎么处置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积极救助,疏堵并用。一方面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其相当于现代的“暂住证”一样的“收执”,作为领取福利(钱、米等)的凭证,“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进行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1142),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成为“坊郭户”。

(1)、下列各项中,关于“商人”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用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 B、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商建立后,做生意已成为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的概念因此而来。 C、商人是随着商品交易形成而出现的,他们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中国最早的商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 D、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城镇数量剧增,城里人越来越多。商人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下列各项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 B、齐国城镇化程度很高,因为当时的齐国都城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十分富有殷实,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C、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城镇数量剧增,因此迎来了古代中国城镇化运动的第一个高峰。 D、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
(3)、下列关于中国古人“农转非”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古代饥荒年间,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流民”云集的情况。这些流民“农转非”,在城里居住下来。 B、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C、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进行一次,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流民”被划分户口等级,有的“农转非”成为“坊郭户”。 D、对于城里的“流民”,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积极救助,疏堵并用。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2008年初,阿里巴巴平台上整个买家询盘数急剧下滑,欧美对中国采购在下滑。海关是卖了货,出去以后再获得数据;而我们提前半年从询盘上推断出世界贸易将发生变化。”通常而言,买家在采购商品前,会比较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反映到阿里巴巴网站统计数据中,就是查询点击的数量乖购买点击的数量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数值。统计历史上所有买家、卖家的询价和成交的数据,可以形成询盘指数和成交指数。这两个指数是强相关的。询盘指数是前兆性的,前期询盘指数活跃,就会保证后期一定的成交量。所以当马云观察到询盘指数异乎寻常的下降,自然就可以推测未来成交量的萎缩。这种统计和分析,如果缺少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这次事件,马云提前呼吁、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普及的原动力,来自于企业改善自身经营水平、提升经营效率的需要。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加了解他的客户”。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出井伸之解释索尼衰落的根本原因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扣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企业的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传统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难以贴近消费者,难以了解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第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恰恰是天然的贴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传统企业必须嫁接互联网企业的DNA,否则必然沦为互联网企业的附庸。

    大数据对传统企业必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文化的颠覆和组织的重构。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定是过时的,必须全面转向以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重新梳理公司的战略、文化、组织。期间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机会。第二,对信息系统的冲击。传统架构的信息系统无法应对海量数据,首先存不了,其次也无法在多种数据间建立联系,也就无从分析,更谈不上快速有效。原来给运营商做商业智能的项目,运行一天出结果,就不错了。但大数据要求是1秒有答案。这种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信息系统面临升级换代的要求。第三,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和信息系统完美对接。管理要标准化、标准要流程化、流程要信息化、信息要智能化。

    对大数据的跟踪和研究,不仅仅限于推荐股票,更重要的是建立解释IT行业演进的顶层逻辑,用以解释快速发展变化的新技术,洞察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发现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并从对这些新兴公司的观察,反过来支持我们对上市公司的判断。我们相信,更宽广的视野、更频繁的交流、更深入的思考,将对投资人更有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就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

    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领导我们“游”,而且领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李渔所谓“尺幅窗,无心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

    这里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点。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

    在园林建筑中还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其中,借景又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等。总之,为了丰富对景。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是“借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个,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做“隔景”。对着窗子挂一面大镜,把窗外大空间的景致照入镜中,成为一幅发光的“油画”。“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诗句)“这就是所谓“镜借”了。“镜借”是凭镜借景,使景映镜中,化实为虚。

    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概括说来,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浮生六记》)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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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①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②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③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各题。

浮在油腻保温杯里的中年之尬

    油腻之本义,发乎庖厨。之于人,大抵是说离“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境界越来越远;而保温杯,与青春的要义背道而驰。青春在于挥霍和放纵,并且有资本来挥霍和放纵。一旦变得小心翼翼,意味着曾经有过的硬气、嚣张、不羁都已丧失殆尽,向人生投了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油腻”与“保温杯”被解读为中年男人的危机似乎说得通。年轻人失败大不了重头来过,但中年男人在社会、家庭的重压之下,改变现状对他们而言并非一件易事。中年男人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生活压力较大,加上职场天花板开始显现,心理上容易出现自我否定、怀疑不安等焦虑情绪。

    事实上,“油腻”与“保温杯”话题的背后,还存在两种隐性逻辑:一是中国快速发展,而很多共识还来不及沉淀为行为规范。中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要完成人格层面的养成、精神层面的规变,道阻且长。社会跨越式发展,还留下不少没跨过来的社会人群,在新生代那里,就成了有意无意嘲笑的对象。

    二是代际间的话语权斗争。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以及90后走向社会,使年轻人逐步掌握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了获取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久经职场的中年人之间的矛盾凸显,而“讨好年轻人,是社会的通病”。这种通病里,尽管有情感与价值的现实考量,更多的则是社会对中年群体缺乏认同与鼓励的习惯。

    对于中年之尬,或许不必过于焦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现代人格的养成,本身也是一个界定价值、涵养宽容、接受多元的过程。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进化成“最好的自己”,不被外界的标签和期待所左右,诚恳对待自己的身体,认真践行内心所信奉的价值,也许这才是足够好的中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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