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而“茶”这个字出现却较迟。在茶字出现之前，荼就是作茶字用的。《说文》：“荼，苦荼也。”茶在我国出现很早，《茶经》：“茶之为饮，发之神农氏。”《本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汉代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的记载。说明“茶”这个字，在汉代就有了。

    茶是我国特产，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荣誉，它和我国瓷器一样，简直可以代表中国。我国茶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高。在林林总总的茶叶中，不少是名气很大的，如中国十大名茶：①杭州龙井。龙井属炒青绿茶，向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而享誉中外。②苏州碧螺春。碧螺春茶叶用春季从茶树采摘下的细嫩芽头炒制而成，炒成后的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故名碧螺春。③黄山毛峰。产于安徽黄山，主要分布在桃花峰周围。这里山高林密，日照短云雾多，茶树得云雾之滋润，无寒暑之侵袭，蕴成良好的品质。④庐山云雾。庐山云雾芽肥毫显，条索秀丽，香浓味甘，汤色清澈，是绿茶中的精品。⑤六安瓜片。产于皖西大别山茶区，成茶呈瓜子形，因而得名，色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⑥恩施玉露。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对采制的要求很严格，芽叶须细嫩、匀齐，成茶条索紧细，色泽鲜绿，匀齐挺直，状如松针。⑦白毫银针。这是一种白茶，产于福建北部。满坡白毫色白如银，细长如针，因而得名。汤色黄亮清澈，滋味清香甜爽。⑧武夷岩茶。产于武夷山。其主要品种有大红袍、乌龙等，品质独特，茶汤有浓郁的鲜花香，饮时甘馨可口，回味无穷。⑨安溪铁观音。制作工艺复杂，好的铁观音，冲泡后，有天然的兰花香，滋味纯浓。用小巧的功夫茶具品饮，先闻香，后尝味，顿觉满口生香，回味无穷。⑩普洱茶。普洱属于黑茶，因自古以来即在普洱集散，因而得名。普洱茶的品质优良不仅表现它的香气、滋味等饮用价值上，还在于它有可贵的药理作用，因此，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常将普洱茶当作养生妙品。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的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十六汤品》等。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茶经》诞生后茶大行其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明代文人学士认为，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由于茶能益思，所以诗人饮茶成习，对此体会更深。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很有味道：“……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饮誉全球。有文人学士的参与，更显底蕴丰厚、音韵悠长。

（选自《咬文嚼字·汉字趣编之十六》）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野店初尝竹叶酒，劝农曾入杏花村

赵树义

    有史以来，酒似乎天生就是文字的酵母，好酒的时代便多好文字，与酒有关的文字自然也多。宋人众多的酒文字中，朱肱撰写的《北山酒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酿酒工艺的专著，从酿酒专业的角度看，这部书便是最早的教科书了。《北山酒经》全面总结了历代的酿酒理论，论述了制曲和酿酒技术，并收录十余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在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堪称最具专业水准，也最具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人一向奉其为经典。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酿酒工艺图，便是根据《北山酒经》所记绘制的，这幅图完整再现了宋人的制酒工序，与前代相比，改进最大的地方是煮酒环节。正是掌握了煮酒工序，酒的度数才得以明显提高，中国白酒才从此进入高度酒时代。

    如果说《北山酒经》是一部实用教科书，《酒谱》则是一部酒文化大全。《酒谱》由宋人窦革编著完成，全书对北宋之前的酒文化进行了详尽汇集，资料翔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酒谱》认为，在当时所有可流通的酒中，惟有杏花村酿造的干酢酒被大家公认为上品，可见杏花村在酒业中的霸主地位。

    酒文化在宋代被上升到学术高度。欧阳修自称“醉翁”，他任滁州太守时作的《醉翁亭记》，堪称酒文中最出类拔萃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亭记》千古流传，说的是酒事，更是人事。

    尤其多才多艺的苏轼还会酿酒。苏轼是一个酒量很小的人，被贬湖州时，朋友贾耘老送苏轼一瓶好酒，苏轼独饮一杯便“醺然径醉”。不过，苏轼酒量虽小，酒性却豪放，贬谪期间，常“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除了喝酒喝到半夜三更外，还经常跑到田间河边向农夫渔夫请教酿酒的事，还亲自试造过蜜柑酒、松酒、桂酒等等。喝酒有心得，酿酒也有心得，苏轼便写了一篇《酒经》，寥寥数百字，从制饼曲到酿酒，无不备述，内容竟与今天南方的酿酒方法极相似。

    关于醉酒，古人也是有说法的，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酒作用于人体的解释，《酒谱》称：“凡酒气独胜而气劣，脾不能化，则发于四肢而为热，厥甚则为酒醉。”另一种认识则是从病理入手的：“酒味辛甘，温酿米麦之精华而成之者也，至精纯阳，故能经络路而入辏理。酒饮入口，未尝赏停留，遍循百脉，是以醉后气息必粗，瘢痕必赤。能饮者多至斗石而不辞，使者停留胃中，胃之量岂能容受如许哉？”这些解释显然是理智型的。还有一种解释则是直觉型的，更注重对醉酒体验的描述。苏东坡是智者，似乎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此状态高妙，如此才能“把酒问青天”了。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一词题跋中称自己是在“大醉”中“作此篇”的，此大醉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李时珍也深知酒醉之妙，他说：“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醉到有趣，自是境界，此时方有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事做出来，如果烂醉如泥，即使才华万丈，怕也是死狗扶不到墙上了。

    清朝大臣翁同酥曾手书一副对联：“野店初尝竹叶酒，劝农曾入杏花村。”前一句出自苏东坡《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后一句取自苏东坡《丰县朱陈村嫁娶图》。苏东坡一生与山西似无交集，却为杏花村造出如此美句，可见杏花村影响之远。

（节选自“网易新闻网”，有删改）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