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

    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断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岀数万祩。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祩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出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楲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粧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楲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楲的系統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硏究，最终发现，漾濞楲头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楲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出5万株漾濞楲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楲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楲，206年以来，硏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所以，即便“知人论世”，也不能忽视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艺术美感。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更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 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郭沫若先生以求真、求是和经世为宗旨，怀着“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白寿彝先生有感于中国缺少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历史的大规模历史著作，召集全国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套12卷、22分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这些重要史学成果的取得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特征。

    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片面化、表面化现象，漠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滥用。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们所倚重的历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历史研究者不能做时代潮流的冷眼旁观者，更不能逆流而动，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201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